不落入唯名论的谬误，我们就能将贪婪这个词给分解出来，或者该说还原回去，不再理所当然想成一个封闭性的异物，一种病或一个会入侵人体的恶魔，而是一系列连续性的心理状态，从人面对生存种种的自救防卫要求，到某种生命主张的积极实践与获取，再到某种攻击性的掠夺占有云云。这也就让我们看出来汉纳·邓兰所说“恶并非根本性的东西”这句话的理由由其睿智洞见，恶比较接近某种逾越、某种放纵，汉纳·邓兰因此用毒菇表面的斑斓可怖花纹来形容它。

    维多·麦兰而外，山德斯另外安排了一名或说另一种典型画家，作为另一个贪婪病患，也作为维多·麦兰的对照（当然太对比太工整了）——据说，这是个绘画技艺丝毫不下于麦兰甚至犹有过之的能工巧匠，他也更聪明更灵活，知道如何讨好资本主义大神，滑行于市场浪潮之上而让创作省力、轻盈甚至复制量产成为可能，但他就是没有麦兰那个神鬼般的力量或者因此获得不了这样的力量，他带点不服气地猜想，麦兰惟一赢过他的，不过是某种专注、某种疯子般傻瓜般的孤注一掷，但我们晓得这极可能只是一部分必要条件或表相而已，这力量自有甚深澈更难以言喻的独立出处。

    我们这一系列的连续心理状态不必然为恶，贪婪毋宁只是人的逾越和放纵，如果说这样的认识较逼近事情真相，那它同时带来了或说“复原”了两个巨大的烦恼：一是界线何在的永恒难题。它要准确划在哪里？根据什么？如何将渐层式的连续状态当一边光明一边黑暗来断然处理？二则是因此衍生的实践难题。人的日常行为无法是深思熟虑的结果，生活的第一现场不存在哲学精致思辨的奢侈空间，它需要更明确的指示和禁令，像红绿灯那样的东西。

    这里，先让我们有点语病地姑且这么讲，只因为贪婪的人比骄傲的人多很多，多太多，多到遍地都是满街都是，直到它再难被辨识出来，而成为某种恒定的背景，成为一切的前提，成为人性；也就像基督教从亚当这家伙追诉起的罪人论一样，当所有人都是罪人，都犯某一种罪，那其实就跟指控人为什么没长四个眼睛或不会飞没太大两样不是吗？也因此，某一个人如此稀罕地因为骄傲而犯罪、杀人和自我毁灭当然是怵目惊心的，我们会相当程度被迫去凝视它，动员社会力量去研究它讨论它解释它，不是因为罪的案情程度乃至于人死多少，而是因为它既是一处未知的空白又是某种危险的征兆，所谓危险的征兆指的不只是这样子的犯罪会陆续再发生或更糟糕的被诱发、被摹仿的现实问题而已，它事实上还触动了我们某种更深沉、更自省意味的恐惧，那就是我们自我生命里那些相安无事却又担心它蠢蠢欲动不受控制的黯黑东西，因此往往只一个案件就足以带来某种末世的、魔鬼又将统治世界的迫切预感。但某人因为贪恋金钱、贪恋美色、贪恋地铁工程回扣或者行政机构负责人、领导人的权位而犯罪乃至于杀人（包括开枪杀自己）？这还有什么我们不知道的奥秘需要解释的呢？这是很单纯的法律事件，我们通常只会把注意力摆在破案和定罪这一层面上头，抓出或纠出犯人和躲后头的有力人士，把他关起来或干脆吊死他电死他砍死他或开枪打死他，完毕。

    山德斯又引进了国税局这个角色，让整个状况更有趣更诡异——一个画家生后如果留下遗作，国税局这样一个如见血鲨鱼的单位当然要计价课征遗产税，而且一定依当前的行情计算，即便是画家一百块钱时期留下的滞销货亦然，除非这些画在还是一百块时期就完成转移，且符合每年赠予的有限额度（等它们变成十万美元再赠予就来不及了），这样便又出现了另一个人性陷阱，如果像维多·麦兰这样一个画家不想让他的家人子女未得利先破产的话，如果画家的继承人不甘心这一大笔钱平白被政府拿走变成工程回扣的话。

    这里，终极的荒谬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