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他们在国防部南京审判日本战犯军事法庭的积极支持配合下，采访了许多“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取得了许多确凿的实证，带着大屠杀幸存者伍长德、梁庭芳等证人匆匆赶回了东京。

    与此同时，向哲浚每天带着周锡卿、杨寿林、高文彬等人来到日本战时内阁档案库，一坐确是整整一天，极富耐心地在堆积如山的资料中认真地寻找，终于，一件件罪证从浩繁的档案里走了出来。这些罪证有：

    参加攻占南京战役的日军第十军参谋长，于1937年12月20日向属下之师团参谋长和直属部队长发出的训令，训令承认“据本次攻占南京之战绩，仅妇女暴行就达百余件。”很显然，这是日本军方为掩盖士兵暴行而大大缩小了的数字。但无论怎么千方百计掩饰，也不得不承认部下犯有妇女暴行，可见暴行之严重。

    一件日本司法省昭和十三年（即1938年）思想特别研究员西家谷彻检察官的报告书《对于对支那事变的流言飞语》中，记载着众多皆因违犯陆军刑法而受到区裁判所判决的事例，其中一些士兵由于讲述了他们在南京对平民的暴行而受到惩罚。日本法西斯军国首脑们，是严厉禁止士兵们把他们在中国施暴的真相透露出来的，不仅把这些真情实话一概斥之为“流言飞语”，并且对那些讲了真话的士兵进行惩罚。虽然这样，仍然有许多真相被点滴透露出来，可见罪行之普遍和严重了。

    一件日本军部发给战区司令长官的秘密指令：“士兵们把他们对中国士兵和平民的残暴行为讲出来是不对的。”指令中还说：“假如将参加过战争的军人加以调查，大概全都是杀人、抢劫、强奸的罪犯。”指令并不否认日军暴行的客观存在，比起西家谷彻拿着遮羞布躲躲闪闪，这份指令但是坦率得多了。

    此外还有一些十分残忍、具体的罪证，如《东京日日新闻》上刊登的攻占南京日军举行“杀人比赛”的报导和照片；攻占南京的日军中队长田中军吉斩杀300人的军刀照片和介绍等等，向哲浚将这些实证一一抄录编号，有的还拍摄成照片。他要用这些实证为“南京大屠杀”中死难的同胞报仇雪恨，将那些在中国犯下滔天罪行的刽子手送上断头台！

    1946年4月1日，东京明治生命大厦议事厅。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检察局执委会在这儿召开会议，讨论甲级战犯被告名单。这是开庭前最后一次讨论被告名单的会议。各国检察官都想抓住这最后的机会，把那些对自己国家人民犯有严重罪行而又尚未列入名单的战犯推上被告席，中国代表团自然也不例外，所以会议气氛比前几次更为紧张。

    这次会议提出讨论的名单有：木村兵太郎（陆军省次官）、佐藤贤了（陆军省军务局长）、田村浩（俘虏情报局长官）、冈敬纯（海军省军务局长）、南次郎（第二次若槻内阁陆相）、松井石根（华中方面军司令官）、真崎甚三郎（陆军参谋次长）等人。

    讨论到松井石根的时候，中国检察官向哲浚再一次报告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罪行，随后，美国法官萨顿以调查人的身份，报告了他们一行人在南京调查取证的经过。他以极其激动而愤怒的语气说：“‘南京大屠杀’是真的存在的事实，日军不但以机枪集中扫射，屠杀了大批中国俘虏，并且以砍头、剖腹、焚烧、活埋种种极其残忍的手段，屠杀了众多南京的平民，强奸妇女的暴行不下于两万件，屠杀规模之巨大，杀人手段之残忍，死亡人数之众多，都是这次大战中绝无仅有的！”说完，他将日军自己拍摄的、众多炫耀皇军武威的照片，一一展示出来，而且交给出席会议的检察官们传递、观看。

    最后，中国证人伍长德、梁廷芳以“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身份，叙述了他们在汉中门和中山码头大屠杀中死里逃生的经过。

    出席会议的检察官们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