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天后了，但剧烈的疼痛让李宗岱很快又陷入昏迷。他的牙齿都被打掉了，流着血，别人说他活不了了。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喧杂的医院里不断有新的伤员抬进，有医治无效的伤员被抬出。在这里，生与死只在一线之间。时间仍在一分一秒地过去，昏迷之中的李宗岱，安静地躺在医院的角落里，在等待，也在挣扎。

    这时候，鬼子飞机来轰炸徐州，在轰炸中，李宗岱从医院楼上摔到了楼下，可是幸运的是，他没摔死。鉴于徐州的情况十分危险，伤员需要赶快转院。李宗岱被转到开封。那个时候，像李宗岱这样的伤员辗转遇到的危难太多了。在开封作了包扎以后，李宗岱又被送到汉口第一综合医院，直到这时，李宗岱才清醒了过来。

    虽然丢了一只眼睛，但李宗岱终究挺了过来。

    老人说：“我的脚没有受伤，手脚都还可以动，只是一只眼睛看不到了，没有关系。”医生说这是个奇迹，但李宗岱并不这么觉得。侵略者还没有被赶走，他必须活下去，直到把侵略者赶出中国。

    在集中营把生命交给同伴

    1942年4月，日军华北方面军对冀东地区展开扫荡。两个月后，八路军主力跳出包围圈。1942年6月在石家庄劳工教习所，部分来不及转移的战士被俘。

    一盆冷水过后，昏暗的审讯室里，浑身是血的朱韬睁开了眼。敌人问：“你是八路的？”朱韬说：“不是，我是老百姓。”敌人又问：“你们村支部书记是谁？”朱韬说：“不知道。”敌人用大棒子把朱韬打倒，在他的脖子上压杠子。朱韬失去了知觉。审讯的日军没有得到想要的答案，又毒打了一阵后，用冷水浇醒了朱韬。

    朱韬老人说：“他泼了水，我又缓过来了，我说我是老百姓，我没有暴露任何秘密。”朱韬是在日军扫荡的时候被俘的，被俘前担任抗日军政大学分校政治主任教员。与他一起被俘的李政军，也是共产党员，两个人都咬牙挺住了，谁也没动摇。

    朱韬老人说：“那些难友，特别是李政军，拿筷子给我活血，因为打得浑身青一块紫一块的。我虽吃点皮肉之苦，心里倒很轻松，李政军也说，我们都不怕死，奈何以死惧之。”

    朱韬和李政军都不怕死，但他们却不想盲目地牺牲，他们暂时隐蔽起身份，在鱼龙混杂的集中营里，等待着机会。朱韬和李政军遇到了抗三团的一个保卫干事。这个保卫干事了解了朱韬和李政军被捕的情况，知道这两个人都是很坚定的，就告诉他们，这个教习所有个共产党组织，叫“五月特支”。这个消息让朱韬十分兴奋，随后他和一同被俘的几个战友，加入了这个特殊的党支部。特支的领导先后被日军押送到煤矿上去了，朱韬和李政军就接替他们，成了特支的干部，李政军是支部书记，朱韬是宣传委员。

    有了组织，与日伪军的斗争就有了方向。每天，被关押的人都要集合，喊口号。敌人让大家喊“打倒共产党”，朱韬他们就喊“拥护共产党”，把“共产党”三个字喊得特别大声。被关押的人很多，最多的时候有千八百人，谁喊了什么，敌人也听不出来。

    日军折磨战俘的花样多，战友们斗争的方式也不少。特支的党员也增加到了100多人，为了能够活着走出去，大家都咬紧了牙坚持。当时条件很恶劣，一个大石棚子里装了几百人，蚊子、跳蚤肆虐。朱韬患了回归热，这种病要打“六零六”。有一个姓韩的难友，也是抗三团的工作人员，他出去做工，拿了3支“六零六”回来。拿到了针剂，战友们赶紧找来了集中营里的一个姓钱的医生给朱韬打针。医生打开第一支一看，变质了，不能打了，又打开第二支，还是不能打。于是，医生把最后一支包了起来，走了。大家都很紧张，认为朱韬没有希望了。

    集中营的大棚子里，战友们围坐在朱韬身边，低声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