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琼的童年记忆里，印象最深的就是母亲的眼泪。她说：“一到年底就发愁了，那个时候没有手电筒，乡下人讨债都是提了一个灯笼，债主们就提了灯笼到各家来讨债的。他们辱骂我妈妈厉害得很，不是一般的讨债，骂、拍台子，什么都来。我妈妈只有哭着求他们。”

    1937年抗战爆发，乡下变得不再安全。

    李琼回忆道：“日本人首先要搞的是花姑娘，所以我妈妈急得不得了。我正是十七八岁的时候，怎么办？”情急之下，母亲带女儿投奔了在上海当大老板的弟弟。舅舅把她留了下来，让她服侍他的女儿：看病、读书、陪玩。舅舅家的生活很舒适，可是李琼不喜欢这样的生活，她拼命想出去。一天，她在报纸上看到了上海慈善难民收容所要招收义务教员的消息，偷偷地报了名。

    1939年李琼离开舅舅家，到难民收容所教书，也就是教难民所的小孩识字。像李琼一样的教员们吃的饭跟难民们一样，都是在民生食堂里头煮好了，用卡车送过来的。李琼说：“饭里头可以说石子、泥块什么东西都有。当时也没有工资，所以叫‘义务教员’。”

    在难民收容所教书的李琼觉得明天有了希望。“成天地唱歌，唱什么呢？唱抗日歌曲，我就显得特别高兴。”李琼说。收容所里有不少地下工作者，1940年4月，有位同事找到李琼，不久后介绍她加入了组织。李琼清晰地记得，那天，他们挑了个星期天不上课的时候，借用一个小学的课堂，走完了入党的程序。当时只有李琼跟那位同事两个人，他讲一句，李琼跟一句，这就算入党宣誓了。入党以后，联系李琼和派给她工作的也始终是这一个人。

    频繁跟上级接头，把李琼锻炼得很机灵。接头时，如果时间长了就到公园里去，短了就在马路上讲几句。李琼接到的第一个任务是去一家日本人开的纱厂开展工作。李琼回忆说：“刚刚去的时候，我们只能老老实实当工人，因为事情怎么做都不懂，都还要有人来带我们。日本人的管理非常严苛，下班出厂都要搜身，女同志甚至月经带都要查，他们怕是假的月经带，实际上是带了纱布出来的。”

    在这样严苛的管理监视下，工作很难开展，而且，当时李琼还因为看不惯女工们对日本人的惧怕和顺从，觉着自己的工作更没法开展。她说：“女工都是擦了口红，擦了粉，有的还穿得漂漂亮亮的，打扮得妖里妖气的，我觉得她们很落后。”李琼将这个情况报告给了组织，组织上就开始给李琼做思想工作。组织上的同事说，这些女工也是被迫的，她们必须保证自己很漂亮，不能显出脸很憔悴，年纪很大和脸上有皱纹，否则，就要被开除了。在那样一个动荡的年月，能有这份工作，对女工们来说，是难能可贵的。年轻的李琼慢慢摸索着找女工谈心，很快就发展了两位女同志加入组织。

    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棉花无法进口，纱厂关门了。只有初中文化的李琼四处找新的工作，但是却非常艰难。

    1943年，经组织同意，李琼暂时回到了舅舅家里，晚上去寄宿学校读书。每天晚上就成了她宣传工作的时间，只要碰到女同学，她就开始跟她们宣传妇女解放，宣传抗日。

    单纯的姑娘热情地宣讲着抗日救国，丝毫没有留意周遭的情况，没过多久，她接到一封信。对信的内容她至今记忆犹新：“信是寄到我舅舅的商店里面的，信里放着一个子弹壳，信上说，你要老实一点，再不老实，当心给你吃‘花生米’。”看到这封信，小李琼感到很害怕。

    寄宿学校暂时不能去了，姑娘陷入了苦闷。她需要振作精神，重新出发。

    有一天，上级忽然来找她，他们要到解放区去了，问李琼要不要一起去。一听到可以去解放区，李琼求之不得。“我多么想去啊！在这里偷偷摸摸地生活，我也过不下去了。”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