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那些援华的外国医生，找不到自己同胞，那些中国战地医生的名字。

    编导手记

    小护士回忆说，医院的山背后，是一大片一大片的墓地。

    “心里什么事情都没有了，非常非常平静，知道子弹一来就一下子打死了，死以前的平静还是很幸福的。”时任山东纵队后方医院二所所长的刘御说。

    1938年，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在香港开始向中国战场运送药品和医疗器械，在近4年的时间里约给前线送去各种医药救济物资120吨。各国援华医疗队，也纷纷来到中国，帮助中国人民抗战。

    1939年3月，伤员李维英被两个老乡抬着送往野战医院，由于路途太远，深夜他被寄放在小山村一户老乡家里。进屋以后，担架被放在了一个柜子上，李维英迷迷糊糊地昏睡过去。半夜，他醒了，看到屋里黑黢黢的，只点了一盏小油灯照亮。他恍恍惚惚地听抬担架的老百姓讲：“看样子明天送不到了，恐怕他今天晚上就要咽气了。”送不到了，怎么办呢？这时，就听见一个老太太说：“这么年轻的孩子，爹娘现在在哪儿？真可怜！不能看他死，怎么着我们也要救一救啊！没有药又没有医生，我们这地方又穷，要不我们试试给他灌点姜汤吧。”听到这些，李维英心头很暖，但又很酸，失去了知觉……

    此时，负责伏击日军援兵的八路军游击队分别击退敌人，而一二零师主力部队也完成了对齐会村吉田大队的包围，随即总包围战打响了！齐会战斗一共激战三昼夜，八路军共击毙日伪军七百余人，日军吉田大队长率领残部八十余人仓皇逃脱。李玉茂和战友来不及庆祝，就随部队离开，准备接着打日军。而白求恩也收起医疗用具，带领阵地医疗队赶回晋察冀根据地。当时没有车子，都是用牲口来代步的。李玉茂说当时白求恩的药品用一头骡子来驮，工具用另一头骡子来驮，白求恩自己骑着一头骡子。“只有三头骡子招呼他。”李玉茂开玩笑地说。

    李维英当时是八路军一二零师的一名文化教员，他清楚地知道抗战时期的医疗条件有多差。“虽然是野战医院，但是没有女护士，都是男护士，就连男护士也不多；医生更不多，伤员太多，顾不过来。总之，就是缺医少药。”当时八路军的医疗水平相对更加落后，许多伤员只能寄放在老乡家里养病。

    谭昆山后来知道戴新华看护长对哪个伤兵都很好，伤兵都亲切地喊她戴姐。戴姐口琴吹得很好，天气好的时候，她就会把伤员们带到湖边，然后吹起口琴给他们听。静静的湖面，悠扬的琴声，那颗被战火所累的心也似乎可以安静下来。

    直到今天，李玉茂老人依然无法忘记这个只见过几面的外国大夫，而灰蓝色的眼睛、细高的身材以及微微的驼背，也成了白求恩留在他心中永恒的形象。

    日军来了，大家都赶紧喊辛瑞，让她快点儿进来。被太阳晒得舒舒服服的辛瑞以为大家在骗她，说：“我在外头挺舒服，我想躺一会儿。”大家告诉她鬼子真的来了，让她不要吭声，结果她还疼得哼哼开了。这时，日军正好从她附近经过，听到哼哼声，顺着声音找来。

    辛瑞牺牲了。

    此时，白求恩的战地手术室就设在离主战场不到三公里的一座庙里，在教会战士使用口罩蘸湿尿水捂在嘴上解毒的办法后，他继续在破庙里为伤员救治。后来，这个破庙改成的急救所还是被敌人发现了。日军随即准备对那里发动进攻。晋察冀边区卫生部长劝白求恩赶快转移，因为这里实在太危险了。可是，白求恩却说：“这么多伤员不怕死，我们怕死吗？”

    谭昆山——时为七十三军作战参谋

    余羡贞——时为第三战区第六重伤医院护士

    注释：

    1940年2月17日这一天，时为第十集团军八十六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