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军号声中高高升起在四行仓库楼顶。原来在28日夜里，刚满18岁的中国少女杨惠敏，穿越过横飞乱舞的枪弹，给孤军送来了一面青天白日旗。没有旗杆，临时用两根竹竿连接扎成；没有音乐，只有一两声冷枪声；没有壮观的场面，只有十几位军人肃立敬礼。在数万日本陆海空军围困中，上海唯一的一面中国旗帜升起来了。

    关于杨惠敏送国旗的前因后果，在历史上有很多不同的版本和说法：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名医陈存仁的说法是：“当时租界是中立区，上海本地人、各国记者、商人都站在租界这边隔着苏州河观战，看着日军对四行仓库的国民军狂轰滥炸，却无法前进一步，十分钦佩。这时有个懂军事旗号的人，自告奋勇向对岸的孤军打旗号，问他们需要什么紧急的援救物资，对方旗号回答‘什么都不要，只要一面国旗’。大家知道后，一时也无法送过去。忽然有一个女童军叫杨惠敏的，用油布包着一面国旗，勇敢地跳下河去，冒着枪林弹雨泅水过了河，将国旗送到国民军手里。”

    当时著名的战地记者曹聚仁则说，杨惠敏是受国民军指派将国旗由此通道送到了四行仓库，并无任何冒险之处。

    谢晋元之子谢继民在《我的父亲谢晋元将军》一书中称，采访了杨惠敏本人后得出的结论是：1937年10月28日一个上午，和大部队失去联系的四行孤军用电话和市商会临时办事处通话，要求送一面国旗和补充粮、油、烟等给养，准备持久抵抗，决不投降。商会秘书严谔声先生当即召我嘱咐童子军团设法完成任务。

    谢晋元与众将士坚守四行仓库四天四夜，击退日军6次进攻，毙敌数百人，被当时的报纸媒体称做是“八百壮士”。战士们守了整整四天四夜没有休息，经常说着话就睡着了，脸上都是黑泥，都认不得彼此的模样了，但他们已忘了辛苦。

    然而，就在壮士们四个昼夜不曾合眼，边战斗边修工事，准备与敌人作长时间的殊死决战时，10月30日统帅部命令孤军停止战斗，退入公共租界。

    团长谢晋元痛心不已，声言，全体壮士早已立下遗嘱，誓与四行最后战地共存亡，但求死得有意义，但求死得其所。

    杨养正说：“租界找到了南京国民政府，因为战斗距离租界太近，极有可能伤到租界的利益。另外，统帅部给谢晋元说，抗战不在于一城一地的得失，所以退了。”

    1937年10月31日凌晨1时，团长谢晋元组织部队含泪撤出了坚守四天四夜的阵地，退入公共租界。至此，上海守军全部撤走。

    虽然上海最终失守，但有一点壮士们很欣慰，日军没能三个月灭亡中国。

    八百壮士坚守四行仓库的英雄事迹迅速传遍全国，各界都赞颂谢晋元所部忠勇爱国的牺牲精神：

    何香凝女士说：“你们每一个人都充满了牺牲精神。殉国的将士，将因为你们而愈加伟大；前线的将士，将因为你们而愈加英勇；全国同胞，将因为你们而愈加团结；国际人士，也将因为你们而愈能主张正义了。”

    英国司令员史摩莱少将说：“我们都是经历过欧战的军人，但我从来没有看到过比中国敢死队队员最后保卫闸北更英勇、更壮烈的事儿了。”

    英国《泰晤士报》发表文章称：“中国军队守卫上海76日之后，尚有死守四行仓库的八百孤军，困于强敌，力持不屈，其英勇之气概，使人敬佩之至……”

    美国的国际无线电台以“八百壮士死守闸北”为题，广播了一整天，声波传遍全球。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称“八百壮士”为“民族革命典型”，与后来的平型关战役、台儿庄会战相提并论，并亲笔写下“八百壮士中国革命典型”的题词。

    孤军营：四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