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检察官们夜以继日地工作，希望让战犯得到应得的惩罚，告慰战争中逝去的同胞，为苦难的祖国讨还公道和尊严。

    1946年6月的一天，夜已经很深了，东京国际检察处三楼档案室里的灯光还亮着，高文彬坐在两摞厚厚的日军档案后面，仔细翻检。查阅浩瀚的日军资料，已经成了翻译高文彬自愿承担的每日工作内容。

    高文彬如是回忆当时的法庭审判：“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开庭，全部被告，不管审理的这个案子跟他是否有关，都得来听。有的被告站在那里像木头一样，拿铅笔在纸上画来画去。”

    让高文彬印象深刻的一点是，“英美法系跟我国法律所属的大陆法系是不同的。在英美法系里，抓到人，先假定他无罪，然后检察官找证据证明他有罪，所以证据非常重要。”

    日本投降前，日军有计划地销毁了诸多证据，这使得检察官们调查取证的难度大大增加。为了能够搜集更多证据，中国检察组向盟军总部申请开放日军内部档案。“一些秘密文件，我们是通过特许获得的。”高文彬说。

    在国际检察处三楼档案室里，高文彬有了意外的发现。“偶然翻到了一张报纸，报道两个日本军官在南京比赛杀人，一个杀了106人，另一个杀了105人，因为他的刀砍中国人的头砍得刀口钝了，就输掉了。”

    这张报纸是1937年12月13日的《东京日日新闻》，报道中的两名日本军官一直被日本军界誉为“勇士”。“他们是犯杀人罪的恶魔，之前我们没有具体证据，到底还是查到了。”高文彬说。

    1947年初，高文彬从日军内部档案中翻出的这张报纸，被作为南京大屠杀的重要物证提交给国际检查组。同时，高文彬也将这张报纸的复印品寄回国内。

    1947年10月25日，“中国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将在南京进行“杀人比赛”的战犯向井敏明引渡到中国。12月18日，两人被判处死刑。1948年1月28日，向井敏明、野田毅被押赴南京雨花台执行枪决。

    东京审判：7名战犯上绞刑架

    1946年8月15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来自美国的传教士约翰·马吉作为检方证人出庭作证。这位曾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救助中国平民的美国牧师，将自己拍摄的总长105分钟的纪录片带到了法庭，作为重要证据当庭放映。

    南京大屠杀的真实画面，震惊世人。

    当年9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特别设立独立单元调查南京大屠杀真相。高文彬发现，来法庭旁听的日本人突然多了起来。许多日本人从头天晚上就开始排队领取旁听票，法庭附近的黑市上甚至有人倒卖旁听票。

    高文彬说，在法庭上了解了南京大屠杀的情况后，“一些日本人恍然大悟，没想到他们的兵是这样的，因为以前在报纸上看到他们的兵是最勇敢、最有能力的，结果连强盗都不如。他们完全好像从梦中醒过来一样，男的女的头都低着，感到很羞愧，觉得他们被天皇骗了。”

    在铁证面前，战犯们预感到末日将至。中国法官梅汝璈回忆：“东条死板板地像泥塑的一样，丝毫没有当年的威风和豪气。松冈洋右这小子今天面黄肌瘦，形容憔悴，胡须根本就是芜杂一团。最可怜的是南京大屠杀的总凶手松井石根。我的天，这简直是一个驯服得像绵羊似的可怜虫。英文报上说这位当年杀人如麻的大将很像一个失了业欠薪已久的银行小书记。这话再恰当没有！”

    据梅汝璈回忆：从1946年5月3日到1948年11月12日，东京审判历时两年半，开庭818次，审判记录48000多页，判决书长达1218页，宣读了整整8天。

    判决的25名战犯中，东条英机、松井石根、土肥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