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别处去了，他的下落不明，估计最终也是打掉了。”

    70年过去，白发苍苍的孙新民还记得当年初见尹洪星时他的模样：又黄又瘦，长褂礼帽，坐在桌前，神情复杂。

    逢年过节，锅里煮着饺子，窗外鞭炮声不断，徐念初总会想起那段四处游击的日子，那出没来得及上演的剧目，那个扎红头绳的女孩，那位才华横溢的章立，还有那道几百里长的篱笆墙。

    她还记得那首民谣：“竹篱笆，硬分家，南边田，北边家，粮田荒芜没法种，种好的粮食吃不到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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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清乡”

    汪伪政权在“清乡”地区通过控制学校、出版报刊、组织“青少年团”，开展反共教育。日寇一方面造谣说“新四军是俄国军队，遭到英、美、日和国民党的联合反对，一定不成功”，“新四军焦土政策，造成人民生活不安”，“国共摩擦，抗战一定失败”等，另一方面又大肆施展蒙蔽欺骗的伎俩，宣传所谓“大东亚新秩序”、“中日亲善合作救国”、“复古读经”等，并且纵容黄、赌、毒，从精神和心灵上毒害中国人民。

    “治安强化运动”

    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侵略者为巩固和加强在华北的统治，强迫推行的一种屠杀与怀柔（奴化）相结合的政策和措施。1938年7月，日军华北方面军根据日本大本营关于确保华北占领地区安定的命令，制定了《军占据地区治安肃正纲要》，接着于1939年1月至1940年3月，进行了3期肃正作战。1941年，华北方面军又把治安肃正扩大为“治安强化运动”，并于2月制定了《治安强化运动实施计划》。当年3月30日，在日军操纵下，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开始推行第一次治安强化运动。到1942年底，共进行了5次治安强化运动。

    “治安区”、“准治安区”、“非治安区”

    日军把华北划分为“治安区”（即敌占区）、“准治安区”（即敌我争夺的游击区）、“非治安区”（即解放区），分别采取不同的政策和措施。对“治安区”以“清乡”为主，加强保甲制度，严密施行身份证办法和户口调查，实行连坐法，扩大自卫团、警备队，加强特务活动，以禁绝抗日活动。同时，进行各种欺骗宣传，宣扬“王道乐土”，以强化奴化统治。对“准治安区”以蚕食为主，恐怖政策与怀柔政策兼施，制造无人区，广修封锁沟、封锁墙和碉堡，以推广其占领面，封锁抗日根据地。对“非治安区”则以“扫荡”为主，实行“三光”政策。日军所到之处，人、畜、财、物、田产一扫而光，无一幸免，致使许多村镇成为废墟。日军企图以极其残酷的破坏，动摇中国军民的抗战意志。1942年5月初开始，日本华北方面军在冈村宁次指挥下聚集5万多日伪军，对冀中抗日根据地进行拉网大“扫荡”，被抓走、杀害的有5万多人。有人形容说：“今天脱了鞋和袜，不知明天穿不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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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