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的设立、移动和空投物资的多少，也是完全根据前线作战的需要而决定的，对于剩余物资基本是不做回收的。每当看着美军飞机又超低空飞来空投物资的时候，我知道我们离最后的胜利也越来越近了。

    送兄回国

    然而在这个胜利的战场上，却有一件令我十分悲痛与遗憾的事情，那就是我的堂兄战死疆场，没能和我一同凯旋。

    我和我的堂兄都在30师的直属排，只是我在防毒排，他在特务连。开始我们一直都不知道，直到在密支那一次战友的串联中，我偶然看见了那个熟悉的身影。“李伯森”，我喜出望外地叫起来，真是高兴极了。密支那大捷后，我们排驻扎的营地本与特务连相隔遥远，谁也没想到，上天会安排这样一场亲人相逢。

    在遥远的异乡战场，亲人相见是倍感温暖的。他比我早一年参加驻印军，在特务连里他的任务是管理一匹马并保管一些军事地图，当然也要担任战地侦察的任务。那段时间我们经常在一起聊天，相互鼓励，以减轻对家乡、亲人的思念。在这个将生死置之度外的战场上，我们也很自然地谈过死亡的话题。虽然话题沉重，但我们都对对方说过，如果战死，要尽可能将尸骨带回祖国安葬，以慰亲人。

    没想到，最后是我怀揣着他的尸骨回到祖国的。

    在密支那的相聚是短暂的，很快我们兄弟就分手了，这一别就成了永别。

    他是在贵街战役中执行侦察任务，通过敌人封锁线时被日军发现而打死的。1945年3月我随部队到达腊戍时，特务连的战友和领导告诉了我这个消息。堂兄战死的消息像是晴天霹雳，我当即失声痛哭。想起在密支那我被疟蚊叮咬，患上疟疾，在帐篷里昏睡几天，而他每天都来照顾、看望我的情形，我更是心如刀割般的难受。

    我打了准备前往暂时掩埋地收尸的报告，师部很快同意了。

    师部特批了一辆吉普车，由一名参谋开车，车上带了一桶汽油，同我一道去了堂兄的安葬地。那里大概有30多个小土堆，每个土堆前立了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死者的姓名。再没有别的了，凄凉极了。我来到哥哥的墓前，心潮难平，昔日里鲜活的记忆浮现脑海，而眼前却是一抔黄土。“哥哥啊，你是幸运的，战死沙场，我还能为你收尸，可如果有天我也像你一样战死，又有谁为我收尸呢？”

    我用四个卢比请了两个缅甸人，让他们挖开坟墓。土堆挖开了，将十分简单的木板棺盖揭开，哥哥的脸清晰可辨，尸体尚未完全腐烂，却因脱水显得非常干枯。这可能跟当时距他牺牲还不足三个月、又因是机枪扫射身中多弹、体内血已流干有关。参谋问我：“是不是你哥？”我说：“是的。”于是，他就叫那两个缅甸人找来了一大堆的木柴，将尸体拖出来，哥哥的肋骨被撞断了几根。我没有哭，只是心里不停地在说：“哥，我来接你回家，你安心吧！”尸体被放在了柴上，淋上了汽油，熊熊的火焰将尸体火化。最后我在那一堆骨灰里，用颤抖的手挑了几块大点的骨头，轻放在降落伞包里，然后把伞包裹好放进了我的军用背包，我们两兄弟又在一起了。

    历经艰苦而危险的行程，我终于辗转到了重庆，在重庆听到了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胜利的爆竹声，终可以告慰堂兄的亡灵了。我回到老家，把哥哥的骨灰交给了嫂子安葬，送兄回国的使命也终于完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