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并肩坐，我今天上学堂感谢士兵，感谢士兵，他们为国战斗，战斗为国”，向被放在大门口中心位置的天皇照片行鞠躬礼。历史课和德育课根据天皇的《教育敕语》，“忠诚是最高的美德”。

    当时小学三年级的古泽敦郎在信中回忆说：“市礼堂的柔道拳击对抗赛，日本人与美国人对抗，从头到尾，观众兴奋不已，给柔道选手鼓劲，斥骂拳击选手。最后，柔道选手取胜时，全场欢呼之声鼎沸，接着放映电影，是‘满洲事变’的战斗场面，我军占领敌方的地盘，升起太阳旗，观众使劲鼓掌。”

    他说：“从小，我们对于日本在战争中获胜，以及我们长大了就要当兵，没有任何怀疑，为战争而生的日本人，就是这样造就的。”

    直到一九八六年，六十三岁的岩浪安男仍然认为：“为了我国的安定，必须绝对保证我国在包括‘满洲国’在内的中国大陆的利益，如与英美妥协，等于将我国的未来听任他们的安排。”

    他说：“我是被这样教导的，我也相信这一点。”

    那么，知识分子去了什么地方？那些本来应该发出声音和警示的人呢？

    日军人侵华北日渐深人时，东京大学的校长和理学院的教授曾反对日语对华教学计划，“不要再为了日本的利益去妨害支那人的生活”，但“随着‘跟上形势’‘整肃学风’的声音，自由派教授一个个被解职，或者沉默下去”。

    一九二五年，《治安维持法》颁布。警察面对“煽动”或是“不敬”，可以以极大的权力处置。一开始是不宣布对军队与政府不利的消息，后来发展为对军队和政府有利的消息要大力宣传。那些敢于坚持独立性、发出不同声音的报业成为受害者，一九三六年，暴徒袭击《朝日新闻》，砸毁办公室，记者因批评政府被骚扰和逮捕。

    之后，大众传媒上盛行的，是有奖征集军歌，和“为飞机捐款”的新闻。

    反对战争的人，被叫作“思想犯”和“非国民”。

    在七十四岁的稻永仁的信里，他记录一个当年的小学教师，因为这个罪名而遭逮捕，又被作为现役兵扔进军队，老兵和下士官“眼神中带着对知识分子的反感，因为他是思想犯，非国民，军队会默许对这个人的半公开的暴力行为”。

    “他们先喊一声‘摘下眼镜’，接着铁拳打得他鼻青脸肿，满嘴的牙都东倒西歪，第二天早上喝酱汤也钻心的疼。再来，钉着三十六颗大头钉的军鞋、棍棒、木枪都成了打人的工具。用棍棒殴打臀部时，老兵让新兵‘间隔一字排开’，从头打，打过一轮，解散，把他单独留下，再打第二遍，连两年兵龄的新兵也发疯似的对他挥舞棍棒。

    “那时部队在靠近中苏东部边境的老黑山露营，是国境线，有的士兵自杀了，有些人逃跑了，卫兵实弹上岗，他抱着短枪上岗时，也曾经有好几次把枪口塞进嘴里——但是，战争终究会结束，无论如何，也要看着和平和民主降临这个国家，这个顽强的信念阻止他去死。”

    在信的末尾，稻永仁说：“这个人就是我，时间是一九三八年，离战争结束还有很长时间。”

    战争结束四十年后，《朝日新闻》征集这些信件，很多人写信给他们希望停止，“我们正在极力将过去忘掉”，“翻旧账没有一点好处”。

    《朝日新闻》的编辑说：“一个人忘掉过去可能有自我净化的作用，但一个国家的历史就不同了，尽量掩盖，假装这类事根本没有发生过，难道我们民族的良知没有损害么？”

    出版这本书的是美国人。“这样的事情怎么会发生？这些现在生活在和平中、守法的社会公民，怎么会像野兽一样行事？再看看我的国家，我自己那些总体上可称为良善之辈的美国同胞，又怎么与那些人——他们轰炸越南村庄，在惊惧中残杀朝鲜难民——扯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