怕牺牲……”

    这些年，她一直惦记着他，想见他一面：“就想看看他的头皮好了没有，留没留疤。”但是，当年这里的人，都没有名字，没有照片。当时不允许拍摄任何影像资料，尤其是伤亡的人，医生也不能告诉家人这里的情况，“这是机密”。火车路过唐山，必须放下窗帘。

    我问她是否把地震往事告诉她的后代。她说没有。

    我问：“那到您孙女这一代，还会记得么？”

    头发花白的老医生摇摇头。

    “您不怕被遗忘吗？”

    她反问我：“不记得的事情多了，大饥荒你知道多少？反右你知道多少？”

    我没说话。

    她一笑，把话收住了。

    我采访了一位摄影师，他是地震后唯一可以用相机自由拍摄的人，拍了一千多张，其中一张很著名，是孤儿们在火车上吃红苹果，孩子们都笑着。

    他说其实当时车站上满满都是人，四千两百多个孤儿，每个孩子头上都别着小布条，布条上是遇难的父亲和母亲的名字。站台上拉着抱着的都有，哭声震天。

    我说：“那些照片我可以看看吗？”

    他说：“……不知淹没在哪些底片里了，从没拿出来过，我只拿出了笑的这张。”

    我问，是不让拍么？

    他说不是：“是我自己当时的世界观。”

    “这个世界观是什么？”

    “就是要正面报道地震。”

    “你遗憾吗？”

    “遗憾，因为灾难更应该反映的是人的本质。”有记者看完这段采访，问我：“吃苹果的孤儿的照片也是真实的，为什么没有直击人的内心？”

    我说：“那个刷头皮的小男孩的细节之所以让人记了很多年，那个医生对他的情感之所以显得那么真实，是因为小男孩承受了极大的痛苦，是因为他的坚忍。西藏人有句话说，幸福是刀口舔蜜。唐山首先是个刀口，如果刀口本身的锋利和痛感感觉不到，后来的蜜汁你吮吸起来也会觉得少了滋味。”

    地震三十年，有一个唐山当地媒体组织的灾民见面会。我原以为钱钢老师会反感组织起来的聚会，但他没有。他见到当年的人，拥抱着，大力拍他们背。大家坐了一排，挨个按要求发言，到他发言，就诚恳地说两句。

    可是我和老范有点犯愁，这种形式感太强的见面会，左绕右绕也绕不开安排的痕迹，要不要拍？如果拍了，怎么能用在片子里？只好作罢。

    事后却后悔。

    陈虻说过一个事儿。有个片子记录山东最后一个通电的村子，拍完编导回来说：“陈虻，抱歉，片子没拍好。”

    他说：“为什么？”

    编导说：“因为当天来了另一个电视台，非要‘摆拍’。比如说农民家里白纸裹的那种鞭炮，只有半挂了，一直烤在炉台上，舍不得放，就等着通电这天。结果这些当地电视台的不干，觉得这不够气氛，愣要给人家买一挂红鞭炮，让农民拿一竹竿挑着、举着，他们就拍。农民被他们摆布得已经莫衷一是，不知道该怎么弄，整个人的状态都不准确了，所以我们没有拍好。”

    陈虻听完说：“你为什么不把摆拍新闻的过程拍下来呢？”

    大家都愣一下。

    他说：“在认识这个事件的时候，有一个干预它的事件发生了，但你原本可以通过拍摄它，看到这背后更深刻的真实，你失去了一次认识它的机会。”

    见面会上，有位高位截瘫的女性被介绍是身残志坚的典型。会后钱老师带我们去了她家。

    采访时，我才知道，地震后她脊髓断裂，定下婚约的恋人离开，她嫁给了另一位残疾人，医生说她不能生孩子，但她决定当一次母亲——“我要夺回地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