椅子，让老人们整齐地背对满天红霞坐成一排，谢洪武弯在藤椅里直视前方，看上去无动于衷，没有意愿。但我还是忍不住跟工作人员说：“能不能把他们的椅子转一下，换成另一个方向？”

    他有点莫名其妙，但还是换了。

    聚会上，朋友说，你现在做的这些题目太边缘了，大多数人根本不会碰到这些问题。作家野夫说：“那是因为我们已经不是大多数人，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免于受辱了。”

    一群人里有教授，有记者，有公务员，都沉默不语。

    王小波说过，你在家里，在单位，在认识的人面前，你被当成一个人看，你被尊重，但在一个没人认识你的地方，你可能会被当成东西对待。我想在任何地方都被当成人，不是东西，这就是尊严。

    有人半开玩笑半挤兑，说：“你们这么拍黄赌毒，再下去的话就该拍同性恋了。”

    我说：“确实是要拍他们了。”

    他愣一下说：“这节目我看都不要看，恶心。”

    旁边有人听到了，脱口说：“你要去采访同性恋患者？”

    有朋友说，他喜欢《费城故事》里律师事务所的那个合伙人：“他可以那么得体地把那个感染艾滋的同性恋开掉。”他看了看我：“每个人都有选择的权利，你不能去要求别人宽容。”

    我问：“你理解他们吗？”

    “怎么不理解？”他说，曾有一个同性恋男子向他表白，他从此再不理这人。“就是觉得恶心。”

    “为什么你会觉得恶心？”

    “反正从小的教育就是这样的。”他可能不太愿意多谈这个话题，脸转过去了。

    同性恋者就这样隐身在这个国家之中，将近三千万人，这个群体之前从来没在央视出现过。

    “我可以对别人说我是艾滋病毒感染者，但不能说自己是同性恋者。”二十一岁的大玮说，“在感染艾滋的人里头，有血液传播的，吸毒的，还有嫖娼的，同性恋是最底层的，最被人瞧不起。”

    “医生问起，你就说是找了小姐。”张北川教授对已感染艾滋要去看病的同性恋者说。他担心会有麻烦。

    他是中国对同性恋研究最早、最有成绩的学者。

    他的话不多虑。

    我在青岛见到一个男孩子，他说他有过两百多个性伴侣，患性病后从外地来治疗，当地医院的医生知道他的同性恋身份后拒绝医治。医生说，妓女可以治，就不能给你治：“你不嫌丢人啊，你这种人在社会上将来怎么办？”

    他在医生面前跪下了。

    没有用。

    一个母亲带着刚刚二十岁的孩子来找张北川，她的孩子是同性恋者，那个母亲说：“早知这样生下来我就该把他掐死。”

    他们和其他人一样工作、上学，努力活着，但他们不能公开身份，绝大多数不得不与异性结婚，大多建立情感的社交场所是在公厕或是浴池，但那样的地方不大可能产生爱情，只能产生性行为，而且是在陌生人之间。

    “和陌生人发生性关系，对于同性恋者来说有巨大的好处，这个好处就是安全。”张教授说。

    安全？我很意外，这是在健康上最不安全的方式。

    “你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你，两个人完了关系大家互相都不认识，不用担心身份的泄露。”

    在没有过去和未来的地方，爱活不下来，只有性。

    “我曾经说过，只要自己不是那种人，我愿意一无所有。”翼飞坐在我对面，长得很清秀。他拿“那种人”来形容自己，连“同性恋”这三个字都耻于启齿，“我觉得全世界只有自己一个人不正常。因为我觉得自己那种现象是一种不健康，是一种病态。我强迫自己不去接触任何一个男孩子，尽量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