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中央电视台记者，客观记录这个村子里的实际选举情况，你们保证你们的态度是真实的吗？”

    “保……证。”有零散的声音，其他人不说话。

    “选举是严肃的事情，请负责任地表达。”我用了书面语，再问：“你们保证你们的态度是真实的吗？”

    “保证！”他们齐声大喊。

    “现在请你们举手表决，支持王玉峰的请举起手。”王玉峰是他们一方的候选人。

    都举起了手。

    我缓慢地清点，在这种电视上才有的正式口气里，现场寂静无声：“……二十三，二十四，好，请把这个数字记录下来，二〇〇三年九月二十一日，下午三点，老窑头村，二十四人参与，二十四人举手，二十四人支持王玉峰当选。”

    “现在，把手，放下。”我第一次用这种口气对人说话。

    所有人驯顺地放下。

    “原地，”我说，“解散。”

    “哗”一下，都散了，带着满意的神情。

    最练人的都是遭遇战。

    偷拍机派上了用场，但岁数跟我差不多，没有专门的话筒，机身已经老得不行了，转起来“嘎啦嘎啦”响，录下来的都是它自己转的声音。用的是老式磁带，过一会儿就得换带子。磁头接触不良，只能拿胶布贴上，每过十分钟，就得神经质地去看一趟到底录上了没有。偷拍的时候，我只要看到摄像席鸣脸色一变，站起身说“请问洗手间在哪里”，就知道话筒又掉了，只能向对方解释他拉肚子。

    有次拍房地产黑幕，拍了足足四十分钟，回来一听，只有电流声，只能再去一趟。人家看见我，叫得很亲热：“姐，你怎么又来了？”让人难受的，不是冒风险，而是面对这个热情，还得把问过的问题变着法再问一遍，还不能让他起疑心——哪本教科书上教这个？

    也有丢人的时候，有次去重庆调查公交车连续事故，拿着这机器去交警队，他们说事故调查报告“能看不能拍”。

    我用身子遮着，席鸣把报告拿过来，装模作样地看，拿夹在胳膊底下的公文包式的偷拍机晃着拍。

    交警队政委托着腮帮子看了我们一会儿，一脸怜悯，忍不住说：“你们这个机器太老了，要不然把我们的借给你吧。”

    但关键时候，它还是能顶上的。在深圳，老范和我去调查外贸诈骗公司，公司老总拖住我们，进屋打了个电话。十几分钟后上来七八个人，都是平头，黑T恤，大金链子，肚子走在人前头：“哪儿来的？”我跟老范对视一眼，想的一样：老大，换换行头嘛，这套已经过时了呀。

    金链子问我：“你们干嘛的？”

    “记者。”

    “来干什么？”

    “接到新闻线索来调查。”我看了一眼摄像李季，知道他肯定在拍。

    “谁给你的线索？”他肚子快顶着人了。

    “观众。”我问他：“您是谁？”

    他愣了一下。

    “谁让您来的？”

    “我兄弟……朋友。”

    提供新闻线索的人说过，这些黑社会背景的人有枪，他见过。但我知道这些人的目的不是要伤害我们，只是要赶我走，我的目的也不是把他当场扭送公安，是要把他拍下来。

    扯平

    这一小会儿，经理已经在掩护下撤退了，他们也准备撤了。公司空空如也，我只好代尽主人之谊，客气送他们到电梯口：“知道经理去了哪儿告诉我们一声。”他们相互对视，哈哈大笑，电梯关上了。

    以前这些可能被视为无关的花絮舍掉，老范编辑时把这段和《无间道》里的电梯镜头对接，我问熬夜编片感觉如何，她说“太快乐了”。

    做调查性报道，出发时能不能做成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