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剧性。当时，

    张艺谋正在重庆筹拍著名作家刘震云的《一地鸡毛》，开机前夕他上街办事，路过邮局时按惯例进去买文学刊物，他选买了一本《中国作家》第3期，头条是《万家诉讼》，二条、三条分别是著名作家从维熙和邓友梅的中篇。随后，他又买了一本《小说月报》第8期，也在头条位置转载了《万家诉讼》，后面是另一位著名作家王蒙的中篇。他觉得有些奇怪，信手翻阅起来，没想到被小说开头的“太阳好起来了”和“讨个说法”吸引了，便在邮局里一口气读完了这部不足3万字的小中篇，接着，他买了20本《小说月报》杂志，回去分发给剧组成员，同时传真给远在香港拍摄《梦醒时分》的巩俐。经与剧组成员及巩俐磋商取得了一致意见，于是临时做出决定，改拍《万家诉讼》。

    在北京与张艺谋签约后，我俩曾口头约定，将在《万家诉讼》、《碧秋嫂告状》和《碧秋打官司》(小说主人公农妇名叫“何碧秋”)中选择一个做电影的名字。后来，在剧中扮演李公安的戈治均(参加人民大会堂首映式时我俩住一个房间)转告我，由于电影人物对话采用方言，“碧”“秋”两字的读音在陕西话中属于不能并用的“脏话”，这部电影因此由《碧秋打官司》而最后定名为《秋菊打官司》。

    张艺谋对这部小说的改编是相当成功的，电影公映不久，即获得中国长春首届国际电影节金杯奖、中国电影金鸡奖、百花奖和政府奖，此外，还获得第49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金狮奖，主演巩俐也第一次在世界电影节上获得最佳女主角称号。

    张艺谋在《当代电视》1992年1O期上，这样评价了小说《万家诉讼》与电影《秋菊打官司》的关系：“中国电影的繁荣与文学繁荣有直接关系。我们几代导演成功的范例，都是由文学作品改编而来的。近几年文学的变化和小说的追求，刺激着我们这些人怎么从过去的风格里演变出来，怎么采取一种新的创作方法。《秋菊打官司》这部电影，首先是小说原作《万家诉讼》写得好，我们确定用故事片与纪录片相结合的方法拍摄《秋菊打官司》，便是原小说《万家诉讼》的风格，为我们提供了思路。”

    由于电影在国内外影坛上的轰动效应和强大社会穿透力，使这部小说走向了包括不同语言在内的更多的读者：《万家诉讼》被威尼斯大学教授L·费龙佐翻译成意大利文，被德国学者旷斯特凡翻译成德文分别在罗马、柏林等地出版单行本。这部作品还与我的另几部小说《安乐四陈》、《九州一溺》、《天河》、《天行》、《天惊维扬》一道被翻译成英、法文字，作为我的个人专集出版。中国台湾一家资深出版社也出版了我的中篇小说集《秋菊打官司》繁体字版本——也许还应该值得一提的是，这部小说中的“讨个说法”，已经成了当代社会的流行词汇。

    岁月倏忽，我写《万家诉讼》时刚满35岁，依照文坛惯例，属于“青年作家”。迄今整整1O年过去，已经悄然步入“中年作家”行列。人的生命历程由青春而壮岁，更多的是俗世磨砺红尘煎洗，所经所历所阅所感，其中遭逢毁誉褒诟，无限滋味，对创作者尤为弥足珍贵——前人常言“文穷而后工”、“文章憎命达”，或许，当骤遇天灾人祸时，你反而能稳住心境积聚精神借助笔墨，衍化胸中块垒为精诚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