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一个是河边渡口开鸡毛小店的年轻寡妇，不但随身带着八亩好地，扒倒小店还有几间的砖瓦木料，可就是名声不大好听。他过了秤又过尺，加减乘除，还是招财进宝，娶了那个作风不正的小寡妇。小寡妇进门以后，他施展水磨功夫，有文有武，有软有硬，斩断了小寡妇跟那些旧肾清人的藕断丝连，改邪归正。这一来，他人财两得，如鱼得水，小日子过得火盆似的，在鱼菱村的穷哥们中也算出人头地。

    当年那个土改工作队队长吴钩，解放以后进了京，当上市委农村工作部的政策研究室主任，下到鱼菱村试点办社，跟花轱辘磨破了嘴皮子，劝他出马带头；花轱辘一会儿嘻嘻哈哈，一会儿哼哼唧唧，虚晃一招，就跟吴钩转影壁。强扭的瓜不甜，吴钩也不想赶着鸭子下河；他仍旧一心直奔三十亩地一头牛，妻儿团圆热炕头。谁想，吴钩被打成小脚女人，他见势不妙，赶快入社。又过了两年，吴钩忽然被划了右，他跟西院的邵正大搭伴，左手提着一只肥母鸡，右胳臂挎一柳篮子鸡蛋，到北京看望吴钩。他们一进门，就被整风反右办公室扣留，要把他们带到会场上，面对面把吴钩数落一顿。邵正大是个牛脖子脾气，大吼一声撞开门就走；他吓得腿软，乖乖上阵，跟吴钩撕破了面皮。

    回到运河滩，邵正大早在鱼菱村口等候多时，两人一言不合动了手，邵正大把他打得鼻青脸肿，三天下不来炕。几辈子的邻居，一个长工棚子里滚大的弟兄，翻脸成仇了。

    吴钩被发配到运河滩的一个农场劳改，又是八九年过去，天下大乱，从北京下来一伙造反小将，大造农场的反。吴钩被关在牛棚里打得死去活来，邵正大带着儿子邵火把，夜入牛棚，抢救九死一生的吴钩，躲进青纱帐。造反小将追到鱼菱村搜捕，花轱辘的儿子杨吉利，正想大出风头，就加入北京战友的行列，把邵家砸了个稀巴烂。几天之后，造反小将得胜回京，邵家父子也从青纱帐回村，杨吉利已经拉起一哨人马，就给邵家父子挂上黑牌，戴上尖帽子，敲锣打鼓游街，给他爹出了气。

    杨家走十年红运，邵家走十年背字儿。本村有个俊俏姑娘叫于芝秀，偷偷跟邵火把相好已经五六年，只因邵家是个黑牌户，爹娘犯嘀咕，两人订而不定。杨吉利也看中了于芝秀生得俊俏，就托人到于家说媒。干芝秀的爹娘只看杨家眼前兴旺，就答应了这门亲事。胳臂拗不过大腿，于芝秀只得嫁到杨家去；木已成舟，邵火把也只得打掉了牙咽到肚子里。于是，两家的怨恨，父传子了。

    天有阴晴，月有圆缺，被打下去二十多年的吴钩，伴着天晴月圆，当上农民报社的社长，又是个大人物了。

    花轱辘头儿慌了神儿，邵家父子跟吴钩是生死换命之交，必定倚仗吴钩的势力，跟他清算陈年老帐，如何是好？他关门闭户，憋在屋里转磨，砖馒的地面，被他转出了迤逦歪斜的脚印；这一天，左思右想，忽然心头一亮，一拍大腿，情不自禁喊出来：“宰相肚子里能撑船，我到吴钩门前请罪去！”他背起梢马子，鼓鼓囊囊装满了黄瓜、茄子、扁豆、青椒，又左手提一只肥母鸡，右胳臂挎一柳篮子鸡蛋，到北京找吴钩去也。

    花轱辘老头是个沁头汉子，五尺五的大高个儿，却又水蛇腰。走路不抬头，眼盯着脚尖，轻提脚根，飘动脚步，好像生怕一脚下去，踩死一只蚂蚁，又好像沿路寻找遗落的散碎银子，说起来，都不是；他这个人喜欢一边走路一边盘算，又不愿被人看破形迹，才耷拉着脑袋，蹑手蹑脚而行。

    走上京津公路，迎面一辆草绿色的北京吉普车疾驰而来；他心事重重，耳朵失灵，吉普车在他面前紧急刹住，吓得他慌张急忙躲闪，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车上跳下一个老干部，无巧不成书，正是吴钩突如其来。

    吴钩已经六十多岁，瘦骨嶙峋，花白了头，夕照青山了，但是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