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会过的人。”

    于是红卫兵李建国仿佛是“可以教育好”的红卫兵了。

    但是连小字辈们，对赵卫东的印象也非常不好。他们说“极左”于他本是自然而然的事，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如果四名红卫兵连他算上都不“左”，他们倒奇怪了。他们说他们难以容忍的是他的“唯我独革”。他们说思想“极左”的人，也有对自己要求同样“极左”的。说他如果那样，也算“左”得使人没法儿挑剔，敬而远之就是了。说他们觉得，他只对别人“左”，对自己是不“左”的。比如还没买纯净水器时，有次他们中一人告诉他水房有开水了，他却说：“告诉我干什么?告诉该给我房间送开水那个女人嘛!”问他：“你连开水都不亲自打了，养尊处优来了?”他竟大言不惭地回答：“别把我当一般人对待，我是县‘红代会’常委!”

    “老院长”愤然道：“听听，这叫什么屁话?摆起从前那种并不光荣的资格来了!”

    他们还说，他们都觉得他有点儿阴。

    “老院长”又道：“对，对，我也觉得那小子有点儿阴。”

    但是谈到两小时前他和肖冬云之间发生的事儿，他们却没长者们看的那么严重了。他们认为不值得以那么一件事儿来对他说长道短。归根结底，那是他和她之间的感情过节。

    “否!那是非礼!”

    “老院长”又愤然起来了，语势也有点儿像老红卫兵了。

    “岂止是非礼，明明是强暴行径!应该把他揪来，开他的现场批斗会!”

    “我们要坚决抵制强暴事件!要刷出这样的大标语来!”

    “还要出一期专题板报!”

    几位可敬长者也都像“老院长”一样愤然起来。

    在这个名义上是“疗养院”的地方，在这个有四名“货真价实”的红卫兵存在着的地方，在这次专为讨论和反省对四名红卫兵的态度问题的会议上，不知为什么，当年深受“红祸”苦难的人们自己，话语方式也都有点儿红卫兵特征了。

    但是小字辈们在两名红卫兵之间的男女问题上，尤其显得不以为然而又心平气和。他们说究竟定性为非礼还是定性为强暴，那也不能由咱们在这儿定。得由公安局来定才具有法律的结论性。难道应该报案请公安局的人来吗?当事人肖冬云不报案，咱们报案不是等于侵权代替吗?何况公安局的人即使来了，也不会先听咱们的看法啊。也得先听肖冬云自己怎么讲啊!她只不过刚才在哭嘛。没一边哭一边嚷：我被非礼啦，我被强暴啦，谁主持公道呀!若她自己并无寻求法律保护的要求，咱们的正义冲动不是多此一举吗?

    “老院长”反驳道：“别忘了她是一名三十几年前的女红卫兵，哪有我们今天这么强的法制意识!应该有人启发她，告诉她，她是可以报案的!乔博士，这个任务就交给你吧!”

    乔博士怔了一下，低问：“为什么偏偏交给我呢?”

    不知为什么，他的表情看去有几分忧郁似的。

    “老院长”说：“她挺愿意接近你的嘛，这大家都看得出来的啊!别推诿了，就你吧，就你吧!”

    博士幽幽地淡淡地一笑，不再说什么。也不知是接受了那项特殊的任务，还是根本不予考虑。

    小字辈们接着发言。他们中有人说，标语是不可以刷的，专题板报更不可以出。说那样一来，不是减少了，反而是增加了这个地方的“文革”气氛。说以大标语和黑板报的方式对没有被剥夺公民权的人实行口诛笔伐也是违法的。咱们三十几年后的中国人，既然法律意识比三十几年前的红卫兵强，就不应该给他们做坏榜样……

    博士频频点头。

    博士自己并没想到，在这次全体会议上，由于他的表态举足轻重，老者们和小字辈们，都希望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