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的方式体现，更有益于证明其正确性和真理性。二、我们视她为我们亲密的红卫兵战友，仍称她为我们亲密的红卫兵战友，乃因我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每一个曾经与我们思想一致的人，对我们都显得异乎寻常的重要。进一步说，当革命处在低潮时期，每一粒革命的种子都是宝贵的。三、亲爱的战友肖冬梅同志这一粒革命的种子，现在而论，显然的，不如她从前那么饱满了。好比一粒麦种或树种浸水了，受湿了，将会有不茁壮的株苗在不适当的节气生长出来了。这不应当成为一件引起我们憎恨的事情。同志们，同志们啊，这首先是一件值得我们痛心的事情啊!心痛而情真。这个情，是红色的情，是革命的情，是治病救人的情，而绝不是其他任何庸俗的情。以上三点，我认为，应是我们对亲密的战友肖冬梅同志的基本立场、基本态度、基本的，继续所持的友爱原则。当然，如果她讳医忌治，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但只要她不公开成为我们思想的敌人，我们还是要只痛心，不憎恨，争取将她重新团结到我们中间来……”

    在赵卫东娓娓而谈的时候，他的三名红卫兵战友，都保持着习惯了的静默。并且，都注视着他。他们都曾是特别尊敬他的。而肖冬梅对他的尊敬，更是比肖冬云有过之而无不及。甚至可以说她相当崇拜他这位红卫兵兄长。只要他一开口，她就仿佛被催眠着了。他刚刚度过男性的变声阶段，嗓音初定，青春期的沙哑已完全被年龄的筛子滤去。唱起歌来像圆润的嘹亮的小号，说起话来像萨克斯管，像箫。而她听他唱歌就像欣赏演奏，听他说话就像听他唱歌。爱听得要命。听不够。用当今的讲法是，他的声音很性感。起码对她如此。

    但此时此刻，她恨不得双手严严实实地捂他的嘴；恨不得扼住他脖子；恨不得揪住他的舌头，将他的舌头从口中拽出来，一截截扯断。并且扔在地上踏扁蹍碎。对于她，他说话的声音已不再悦耳动听。恰恰相反，如铁皮一阵阵蹭在玻璃板上，刺激得她脑仁隐隐地颤疼。以前她认为他口中说出的每一句话都代表着一种无比正确的思想，都在真理的不可怀疑的范围以内。现在，她则根本听不明白他究竟在说什么了。尽管他的话一如既往地说得明明白白。却越是明明白白越使她不知所云。她很想大发脾气，因为他将她比作“一粒”种子。“粒”字使她感到他将自己比得轻乎又轻，小而又小。哪怕比作“一颗”种子，她也爱听点儿。又觉得自己实在没来由发脾气。因为他同时还认为她是“宝贵”的。还视她为“亲密的战友”。还对她怀有“红色的”，“革命的”那个“情”。一方面她从他的话听出来，他显然的已将她归于“另册”，也就是不珍惜自己灵魂之革命纯洁性的人一类；另一方面，他又确确实实在用他的话语表明，他对她仍怀着深深的，听来令人感动的，无比高尚的友爱……

    是的，他的话仿佛是咒语，使她处在一种特别生气而又特别不能生气的境地。她知道，显然的，她一旦发作，她就使自己变得不可理喻了似的。她比听李建国滚瓜烂熟地背那一段毛主席语录时还尴尬，嘴上像被贴了封条，只有呆瞪着“思想核心”张口结舌不停地眨巴眼睛的份儿……

    姐姐肖冬云和李建国都以十分同情近乎可怜的目光瞧着她。仿佛她是一个极端浅薄而又极端不自量的、在老方丈面前斗法，才三言两语就懵里懵懂地彻底被斗败了的小和尚……

    赵卫东继续以温和之至的、诲人不倦的口吻说：“下面，请允许我再粗陋地谈一谈我对灵魂问题的一贯看法。同志们，亲爱的红卫兵战友们，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信徒，故我们是无神论者。我们是不承认宗教迷信所宣扬的那一种可以脱离肉体而存在，可以重新转世投生的所谓灵魂的。在我们马克思主义的信徒这儿，灵魂即精神。一个人的灵魂状态即一个人的精神境界。我们整个革命队伍的精神境界，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