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只很普通的花瓶。深蓝色的，卷口，细颈，上宽下窄，最传统的样式。一件过时货。没有任何图案。除了通体的蓝色，也没有另外的釉彩点缀。

    如今，已很难见到如此普通的花瓶了。正如已很难见到“解放”牌胶鞋；很难见到一件平纹或斜纹布的衣服；很难见到一只粗瓷大碗。

    时代淘汰某些事物，真仿佛秋风从树枝上掠下落叶。

    但这一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花瓶，却有幸多次成为恭贺新婚之喜的礼品。

    最先收到它的是一对儿六十年代末的新婚夫妻。

    它当年的标价才两元几角钱。

    送它的人觉得将它作为贺婚之物未免“礼薄”，外加了五元钱。五元钱在当年是不少的“份子钱”。所以，它实际上等于是五元钱的陪送物。

    这使花瓶怪失落的。它当然挺不情愿作为五元钱的陪送物。

    幸而那一对儿新婚夫妻喜欢它。在六十年代末的中国，即使是城市人家，十之八九也并无花瓶。他们是一对儿年轻的知识分子。他们的新房特别简陋。除了一张旧双人床，连桌子也没有。两只旧木箱并列摆在一处，就算是桌子了。他们在上面蒙了一块塑料布，将花瓶摆在当中。花瓶旁，是别人送的一只小闹钟。小闹钟也和花瓶一样，被新婚夫妻视为足以美观家居的“工艺品”。女主人找出一小块红布，叠了又叠，罩在小闹钟上。那是五月的日子，院子里有株老丁香树，正盛开着一簇簇淡蓝色的花，男主人剪下了几簇，插在花瓶里。简陋的新房，于是充满了让人迷醉的芬芳。

    至夜，花瓶和小闹钟望着那一对儿新婚夫妻之间的无限恩爱，百般柔情，都深深地被感动了。

    花瓶说：“是人真好。”

    小闹钟忽闪着钟盘上的一双“猫眼”说：“是啊！”

    花瓶又说：“爱情真好。”

    小闹钟心有同感地说：“如果我的弦上得不是这么满，我宁愿我的指针移动得慢些，再慢些，好让这一对儿爱人度过一个很长很长的新婚之夜。”

    斯时，丈夫捧着妻子的脸，吻着她说：“我爱你！”

    妻子也说：“我爱你！”

    说这话时，她的眼睛好亮好亮。

    花瓶就悄悄地对闹钟说：“听到了吗？我敢肯定，他们都在说诗句呀！”

    闹钟喃喃回答：“如果这么美好的话语还不是诗，世界上就没有诗了。”

    正是从那一刻起，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这一只花瓶，具有了与人性相通的灵性。

    后来，就是“文革”了。那对儿夫妻去干校之前，又将它作为礼品，送给了另一对儿新婚夫妻。也觉得怪拿不出手的。也觉得应该外加几元钱。妻子说：“那就再加五元吧。”

    丈夫说：“不妥。好像把人家曾送我们的，又过手转送了似的。加十元吧。多加五元，性质就不同了。”

    于是，那花瓶又当了一回十元钱的陪送物。

    在以往的年代，花瓶其实是一般人家的多余物。大多数城市人家，即使有花瓶，也无鲜花可插。在乎家居情调的人们，年节前只能买到纸花插。但纸花太招灰，招了灰的花又不能洗，往往年节一过，蒙上了灰的纸花被扔掉，花瓶便只不过是一件摆设了。

    花瓶这样的多余之物，正适合做礼品转送来转送去，尤其是在逢年过节的时候。以往中国人的收入普遍低得可怜，所以对此绝对“理解万岁”。只不过那花瓶每被转送一次，必有钱钞随贺罢了。钱多于五元时，花瓶就觉得委屈。因为那样一来，它似乎就更不被看重了。它不愿是陪送物。钱少于五元时，送的人自然局促窘迫，但花瓶却特高兴，因为它觉得这是以自己为主了。

    这花瓶于是转了一家又一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