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母亲回到里间屋，俯下身，充满爱意地注视着我说：“我让你哥给你买罐头去了！”

    我羞愧地说：“妈，其实我也不怎么想吃罐头，随口说说的，你别那么当真。”

    母亲却说：“一听罐头，妈还是舍得买给你吃的……”

    母亲离开后，弟弟妹妹们围了过来，一个个咽着口水问我，罐头究竟是种什么东西，怎么个好吃法儿……

    而我，不禁地，就流泪了——因自己的过分高的要求，也因母亲那份儿兑现不起的母爱……

    第二年，父亲从大西北回来探家了。我从他的背包翻出了两个“赤身裸体”，没有任何纸包装的铁皮罐儿。眼睛一亮，心想那必是罐头无疑了。一问父亲，果然是。父亲说，那是他用一双劳保鞋和几双劳保手套在列车上与人换的。说为的是春节饭桌上能多道稀罕的菜。我问里边是什么？父亲说他也不知道。我说你与人交换时怎么不问问啊。父亲说，列车上许多人都争着用不能吃的东西换能吃的东西，自己挤上前换到手就谢天谢地了，哪儿还顾得上问啊！……

    “三十儿”晚上，父亲亲自开罐头。父亲不慎将手指划了个大口子，流血不止。母亲替父亲包扎手指之际，我将两听罐头分别倒在两个盘子里……

    第一个盘子里出现的是没削皮的大红萝卜块儿；第二个盘子里出现的也是同样的东西。由于做罐头的铁皮不过关，由于过期，倒出的汁液浮着一层铁锈，变质的红萝卜块儿发出一股怪味儿。

    它们根本就不能吃了……

    我下乡后，连队的小卖部就有罐头卖。但我哪里舍得买了吃呢？“够三四天的菜钱了！”看见罐头，母亲当年的话便在我耳边响起。我宁愿自己永远也不吃罐头，为在城市里过贫穷日子的母亲和弟弟妹妹省下三四天菜钱……

    但是我当班长时，班里的战士病了，我每每为他们买罐头。连队小卖部里除了罐头，也再无别的什么好吃的东西可买……

    当小学教员时，学生病了，我也为学生们买过罐头……

    每次探家，我去精神病院探视考上了大学而又因家境贫困读不起大学所以精神失常的哥哥，总是要拎上几听罐头……

    怀着感激去到那些帮助过我家以及帮助过我的好心人家里作礼节性的走动时，罐头往往也是必买的东西之一种……

    一九七四年我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后，回老连队去向知青战友们告别。他们在大宿舍里为我“饯行”。几只饭盒摆在一起时，有一个战友看一看说：“怎么觉得少点儿什么呢？哎，你们看还少点儿什么？”

    我一言不发，默默起身去了小卖部，将每种罐头都买了一听。

    那一年我二十四岁。第一次吃罐头。而且是吃自己买的罐头。我只象征性地吃了几口，不知为什么，竟没感到特别好吃……

    大学毕业五年后，我成家了。我的工资五十元多一点点。妻的工资高我几元。有了儿子后，开销增加了，我们必得“勤俭持家”。

    于是我在夏季西红柿便宜时，向邻居们学做西红柿“罐头”。那是“土法上马”的“制作”。诚所谓“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这是毛泽东当年的“最高指示”。做法说麻烦也麻烦，说简单也简单——将些葡萄糖瓶子水煮消毒，将西红柿洗净，切成条，由瓶口塞入瓶中，再加入糖醋，然后放在蒸锅里蒸。最后塞严橡皮瓶塞，再用塑料薄膜扎紧瓶口，摆放在阴凉处即可……

    有一年夏季我做了二十几瓶。冬季吃不了，送给别人家。甚至也送给岳父母家。接受的人享用后，都说很好吃……

    然而我却极少吃自己亲手做的罐头。天生吃不来一切罐头化了的水果或其他食品。在这一点上，我这个贫穷之家出身的人，又似乎显得太矫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