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敏感，和一个人血管里的血，大脑中的脑细胞，和一个人的所有生命能动性一样，也是有限量的。生命像烟一样，不可能活一天附加一天。生命是一个一直到零的减法过程。

    我觉得，我的敏感已大不如前。我的精力状况和身体状况也大不如前。

    我的精力正在一天天变得颓萎。

    我的敏感“水平”正在一天天下降。

    我只能而且必须极其“节省”地运用它。

    故我要公开地发一个毒誓，从此时此刻起直至我死，我坚决地对一切伤害不再做出丝毫的反应。我也坚决地对一切误解不再做出任何辩白——今天以前的反应不包括在内。比如对吴戈其人的攻击所做的反应。它可能在今天以后见诸报刊，已无法撤消。

    如果我竟不能做到这一点——那么让我死于非命——患癌的可能性不包括在内。我们都知道，癌症是与遗传基因有关的。

    我既发此毒誓，那么恭请一切报刊，万勿再就辱骂和攻击性、贬低性内容对我进行采访；倘明知我发此毒誓还一味企图从我口中讨个说法，显然便是不人道的了。

    我既发此毒誓，那么恭请一切报刊放心，凡登载涉及我的文章，无论攻击性多么强，无论辱骂的话语多么恶劣，皆可毫无顾虑。我将一概地保持绝对沉默。近一时期我深受被采访之苦，远比对我的文字伤害更使我身心受损。而实际上，我的誓言其实早已悄悄生效——我基本做到了无论怎样“启发”，坚决地不对任何误解进行辩白；坚决地不对任何攻击、辱骂、贬低和人格侵犯说出一句反击性的话——今日《光明日报》一名女记者对我进行的采访又当例外。其中有对一件事的辩白，我经考虑认为是必要的。

    那么，以后，我的敏感将仅仅体现在如下方面：

    对感情的敏感反应——包括亲情、友情、同情。

    对社会和时代现象的敏感反应……

    对想像与虚构能力的职业性的敏感反应……

    对驾驭文字的能力和对修辞之职业水平的敏感反应……

    对自己责无旁贷的种种义务的敏感反应……

    我真的认为我的敏感将渐成我生命的微量元素，它是必须节省使用的了。倘在以上方面我仍能保持着它，我觉得对于我就已经是不容易之事了。

    我预先做一个与鲁迅先生截然相反的声明：我死之际将不带走对一个世人的嫌恶和憎恨。因为归根结底，我们人类也只不过是地球上的一种动物。我们既然公认每一种动物的习性都有其必然性、合理性，那么自己的同类也何妨如此？

    我将严格恪守我的誓言至死不悔。倘我竟不能，我甘愿遭世人唾弃和嘲笑！

    我的第一位责任编辑

    他死十几年了。

    一个解放前就参加了革命军队的人。一个解放后兢兢业业从事文学编辑工作的人。一个默默无闻的人。一个“右派”。一个至死也未得到“平反”的人。一个至死虔诚地认为自己可能对党对人民有罪，并且毫无怨言地接受改造和惩罚的人——尽管他也许根本不知那“罪”到底是什么。

    上帝说：人都是有罪的。

    所以相信上帝的人无可辩白。

    因为上帝是不会错的——人的辩白则是罪上之罪。

    大概正是基于这种宗教逻辑，他从不替自己辩白。

    如果他活到了“平反”那一日，他定会震惊于上帝也会犯错误的吧？

    他是我接近过的第一个“社会主义的敌人”。

    “右派”分子是“社会主义的敌人，他们要推翻社会主义”——我的中学政治课本上是这么写着的。我的中学政治老师也是这么教育我的。

    所以在“文革”中，仍戴着“右派”帽子或已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