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蒙仍然没有回来，我看看我的表，已经过去一个小时了。我估计他是自个儿在发怒，好啊，就让他在那儿冻个半死吧。还没有到中午，我抽出一本平装书爬上了床。到中国的旅行现在成了一场大灾难，西蒙将不得不离开，那才是真正有意义的。毕竟他并不说中文，而这是邝的村子，她又是我的姐姐。至于说杂志要的故事，我只需要从现在开始做点札记，然后回家找个什么人来把它修饰加工成一篇文章就行了。

    邝叫喊着是吃饭的时间了，我强作镇静，准备面对那种中国式的询问：“酉蒙呢？”她会问，“哎呀，你们为什么老是吵架啊？”邝在中间的房间里，正在把一只热气腾腾的碗放到桌子上。“看到了吗？是豆腐、木耳、腌菜。你要拍照吗？”我根本就不想吃或者拍照。杜丽丽端着一锅饭和三只碗急匆匆地走进来，于是我们开始吃饭，或者不如说，是她们急切而挑剔地吃了起来。

    “起初是不够成，”邝抱怨说，“现在又是太咸了。”这是不是某种有关西蒙和我的遮遮掩掩的信息呢？几分钟以后，她对我说：“今天一早是大太阳，现在看看，又下起雨来了。”这是不是她在鬼鬼祟祟地类比我和西蒙的争吵呢？但是在这餐饭的其余时间里，她和杜丽丽甚至都来提到过他的名字。相反，她们起劲地议论著村子里的人们、三十年来的婚姻和疾病、出乎意料的悲剧和欢同的结果的价值，而所有这些我都是压根儿不感兴趣。我的耳朵只是对大门竖着，等着听到西蒙归来时的吱咯声和关门碰撞声。可我听到的只有毫无意义的雨水泼溅声。

    吃过午饭后，邝说她和杜丽丽准备到大会堂去拜访大妈，问我想去吗？我想象西蒙回到这幢房子里，寻找着我，变得不安起来，着急了，甚至可能会发疯似的。扯蛋，他不会着急的，只有我才会那样。“我想我还是留在这儿吧，”我告诉邝，“我需要重新组装一下我的照相机工具，并给到目前为止拍摄的照片作些札记。”

    “好吧，你过会儿完事后，过来看一下大妈。最后的机会了，明天我们就要举行葬礼了。”

    当我最终单独呆着时，我整理了我的胶卷袋，检查它们有没有受潮。这该死的天气！是那样的潮湿和寒冷，即使穿着四件衣服，我的皮肤还是感到冷冰冰湿腻腻的，我的脚实际上都冻得麻木了。为什么我过去要让骄傲凌驾于温暖的衣服之上呢？

    在我们起程前往中国之前，西蒙和我讨论过我们应该带些什么。我收拾了一只大衣箱，一只野营用具袋，还有我的照相包。西蒙说他有两只便携箱包，接着他刺激我说：“顺便说一句，可别指望我来帮你拿你拿不了的箱子。”我驳斥说：“谁要你拿了？”于是他用另一种嘲讽的口气回击说：“你从来不要求，你只是期望。”在他说了这样的话以后，我决定我不会让西蒙来帮助我的——即使他坚持也罢。就像个面对着一群死牛和一片要穿越的沙漠的拓荒者，我久久地、严厉地审视着我的旅行用品。我决定削减我的行李以达到自力更生：一只有轮子的便携箱子和我的照相包。我把不是绝对必需的所有东西都给扔了出去：便携式CD机和CD唱片、脱毛剂、皮肤上色剂以及回春霜、吹风机和护发剂、两双裹腿和与之配套的及膝上装、一些我存放的内衣和袜子、几本我在过去的十年里一直打算阅读的小说、一口袋梅脯、三卷卫生纸中的两卷、一双羊毛绳靴子以及最令人悲伤的删减——一件紫色的羽绒背心。在决定什么该进入我所留出的空间时，我赌的是热带的天气，希冀的是偶尔晚上能去看的中国戏剧，我甚至都没有问一下那儿是否有电。

    所以，在那些我塞进那小小的衣箱里而现在一见就后悔的东西中，就有两件丝绸背心、两条牛仔短裤、一个蒸汽熨斗、一双凉鞋、一条游泳衣以及一件霓虹色的丝绸夹克。而唯一我将穿着那些服饰去看的戏剧是在我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