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天之下以哪一个民族为最脏，这个问题不是见闻不广的人所能回答的。约在半个世纪以前，蔡元培先生说，“华人素以不洁闻于世界：体不常浴，衣不时干，咯痰于地，拭涕以袖，道路不加洒扫，厕所任其熏蒸，饮用之水不经渗漉，传染之病不知隔离。”这样说来，脏的冠军我们华人实至名归，当之无愧。这些年来，此项冠军是否一直保持，是否业已拱手让人，则很难说。

    蔡先生一面要我们以尚洁互相劝勉，一面又鳃鳃过虑生怕我们“因太洁而费时”，又怕我们因“太洁而使人难堪”。其实有洁癖的人在历史上并不多见，数来数去也不过南宋何佟之，元倪瓒，南齐王思远庾炳之，宋米芾数人而已。而其中的米芾“不与人共巾器”，从现代眼光看来，好象也不算是“使人难堪”。所谓巾器，就是手巾脸盆之类的东西，本来不好共用。从前戏园里有“手巾把儿”供应，热腾腾香喷喷的手巾把儿从戏园的一角掷到另一角，也算是绝活之一。纵然有人认为这是一大享受，甚且认为这是国剧艺术中不可或缺的节目之一，我一看享受手巾把的朋友们之恶狠狠的使用它，从耳根脖后以至于绕弯抹角的擦到两腋生风而后已，我就不寒而栗，宁可步米元章的后尘而“使人难堪”。现代号称观光的车上也有冷冰冰香喷喷的小方块毛巾敬客，也有人深通物尽其用的道理，抹脸揩头，细吹细打，最后可能擤上一滩鼻涕，若是让米元章看到，怕不当场昏厥！如果大家都多多少少的染上一点洁癖，“使人难堪”的该是那些邋遢鬼。

    人的身体本来就脏。佛家所谓“不净观”，特别提醒我们人的“九孔”无一不是藏垢纳污之处，经常象臭沟似的渗泄秽流。真是一涉九想，欲念全消。我们又何必自己作践自己，特别做出一副腌臜相，长发披头，于思满面，招人恶心，而自鸣得意？也许有人要指出，“蓬首垢面而谈诗书”，贤者不免，“扪虱而言”，无愧名士，“头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太闷痒不能沐”，也正是风流适意。诚然，这种古已有之的流风遗韵，一直到了晚近尚未断绝，在民初还有所谓什么大师之流，于将近耳顺之年，因为续弦才接受对方条件而开始刷牙。在这些固有的榜样之外，若是再加上西洋的堕落时髦，这份不洁之名不但闻于世界，且将永垂青史。

    无论是家庭、学校、餐厅、旅馆、衙门，最值得参观的是厕所。古时厕所干净到什么地步，不得而知，我只知道豪富如石崇，厕所里侍列着丽服藻饰的婢女十余位，置甲煎粉沈香汁之属。王敦府上厕所有漆箱盛干枣，用以塞鼻。这些设备好象都是消极的措施。恶臭熏蒸，羼上甲煎粉沈香汁的香气，恐未必佳；至于鼻孔里塞干枣，只好张口呼吸，当亦于事无补。我们的文化虽然悠久，对于这一问题好象未曾措意，西学东渐之后才开始慢慢的想要“迎头赶上”。“全盘西化”是要不得的，所以洋式的卫生设备纵然安设在最高学府里也不免要加以中式的处理——任其渍污、阻塞、泛滥、溃决。脏与教育程度有时没有关系，小学的厕所令人望而却步，上庠的厕所也一样的不可向迩。衙门里也有人坐在马桶上把一口一口的浓痰唾到墙上，欣赏那象蜗牛爬过似的一条条亮晶晶的痕迹。看样子，公共的厕所都需要编制，设所长一人，属员若干，严加考绩，甚至卖票收费亦无不可。

    离厕所近的是厨房。在家庭里大概都是建在边边沿沿不惹人注意的地方，地基较正房要低下半尺一尺的，屋顶多半是平台。我们的烹饪常用旺油爆炒，油烟薰渍，四壁当然黯淡无光。其中无数的蟋蟀蚂蚁蟑螂之类的小动物昼伏夜出，大量繁衍，与人和平共处，主客翕然。在有些餐厅里，为了空间经济，厨房厕所干脆不大分开，大师傅汗淋淋的赤膊站在灶前掌杓，白案子上的师傅吊着烟卷在旁边揉面，墙角上就赫然列着大桶供客方便。多少人称赞中国的菜肴天下独步，如果他在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