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传统，一下要接上现代西方的制度，若只说是“凿枘不投”，我们还是小看了这个问题。事实却是它二者是“两极分化”、“背道而驰”，甚至是“水火不容”呢！因此要以中式“帝国”之蛹，蜕变出一个西式“民国”之蛾，其过程是痛苦不堪的。但是处此“后封建时代”（post-feudalperiod），在西方急剧发展的影响之下，我们又必须洗心革面，非变不可，这就是我们近代史上的难解之结了。

    可是中西之别，究在何处呢？这问题，答来话长。这儿且说点简化的大略。

    从比较史学着眼，可以说近两千年来世界文明之发展，大致可用东亚、西欧两大主流之演变以概其余。这两大主流本是各自发展，极少相互干扰的。两相比较，其成就盖亦在伯仲之间。可是在十七、八世纪之后，西欧文明就显然逐步领先了。当东亚文明还停滞在帝王专制、农业经济时代，西欧各国在政治上已扬弃了专制；在经济上也摆脱了以农为本而逐渐地发展出“重商主义”和“工业革命”了。

    西欧文明何以在近代突然脱缰而驰呢？其关键盖为“封建社会”崩溃之结果。笔者在诸多篇拙作里，曾一再阐述中西社会发展之过程有其“通性”，如双方封建社会之发生与成长，便是通性之一例。然中西社会之发展过程，亦有其“特性”，如西方封建社会之形成，实发生于罗马帝国崩溃之后；而中国封建社会之成长，则发生于秦汉大帝国建立之前。由于中西历史主观与客观条件之不同，而有其社会发展程序之先后；程序不同乃又导致这两个社会在近古与现代，亦有其本质之差异。

    二者本质之差异又何在乎？曰：现代西欧北美社会发展之基础在“社会重于国家”也。“国家”（state）者，社会之“上层建筑”（superstructure）也。国家之结构随社会之变动而变动。

    我国则反是，我国社会发展之基础，则“国家强于社会”也。社会为国家之“上层建筑”，其结构之型态，其荣枯之动力，悉听命于国家之颐指气使也。

    中西两社会之背道而驰，又何胡为乎而然呢？曰：双方发展中之主观与客观诸条件，均有以导致之。

    6.3 西方中产阶级之自然形成

    盖西欧于十五、六世纪封建社会崩溃之后，由于种种条件之限制（包括永远无法统一的拼音文字），他们因此也出不了一个秦始皇。其结果便形成一种小王国、小城邦纷立的局面。其小焉者大致如今日之港、澳与新加坡甚或更小。其大者亦不过如南韩、台湾或稍大，其最大者亦不过一四川耳。吾人如闭目试作遐想：当年西欧一隅之地，便有十数（甚或数十）新加坡、港、澳、台、韩，在商业上作激烈之竞争。它们的独立或半独立的政府，也被拖著勉力跟进（如近二十年之台湾与南韩）；大家一致向钱看，一个“重商主义”，当然不呼自出了。

    社会繁荣带动了教育与科技之发展，加强了“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亚当史密斯之《国富论》，也就变成现代社会科学之第一部书了，其情盖亦如今日台湾坊间之《股票指南》也。浸假一个以动产与不动产为基础而取得政治力量的“中产阶级”乃应运而生（试看今日的台湾与南韩）。大家拳脚交加地在“一院制”（unicamera）的议会之内，压制了老贵族，提高了增额平民议员；建立并加强了下院，便控制了政府。上节所述“代议政府”云云，在不断改进中，乃变成为维护此一新兴阶级集体利益之比较适当的模式了。

    所以所谓全民“代议政府”者，实为西方自由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顺水推舟，无啥深文大义的自然产品也。

    可是这么一个肤浅庸俗的洋制度，我们要把它移植到东亚大陆，何以竟如此之高不可攀和如此之难产呢？这就因为它与我们的文化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