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代史上，那位创建“太平天国”的洪秀全天王，和后来奠立“人民共和国”的毛泽东主席，实有极多的相似之处。

    洪、毛二人都是有枭雄之才，而失意怨恚的传统农村知识分子和草莽英雄。秀全考不取秀才，于一再落第之后，沮丧卧病，终于蒙上帝恩召，“升天”拜见耶稣，才决心舍正途走偏锋，搞他个一知半解，半调子的洋宗教来除妖济世。泽东考不进大学，在北大“偷听”时，受尽当时一批趾高气扬青年高知的屈辱，乃咬牙切齿钻入“地下”，受学于马恩列斯，以致终生抱他个有窍不通的半调子洋主义，来“兴无灭资”。以流寇方式起家、领导农民暴动，二人后来都做了“皇帝”。做皇帝之后，二人皆强不知以为知，推行个人臆断而误尽苍生。晚年更猜忌多疑，杀尽功臣；直至心理变态、嗜欲好色、秽乱春宫。但是他二人命运的收场，却有霄壤之别。毛氏寿终正寝，被装入水晶棺内，公开展览，任人瞻拜或唾骂。洪某畏祸自杀，被裹以黄绫，投入阴沟，任人鞭尸或叹息。

    总之，二人同是草菅人命、胆大妄为的风流人物、草莽英雄；同为半通不通的农村知识分子、小学教员、私塾先生，而幸与不幸之间，悬殊若斯！胡为乎而然呢？暂将毛公留入后篇，今且一论洪公的成败，以就正于高明。

    2.1 “改朝换代”与“改朝换制”

    首先吾人如用现代社会科学的法则，来分析“太平天国”的历史，便知洪杨革命实绝无成功之可能。理由是“时代设限”，非人力所可强求也。

    怎样叫做“时代设限”呢？盖我国历史上的草莽英雄，在天下大乱之时，逐鹿中原，他们所追求的最高目标，都只是个简单的“改朝换代”——他们要打倒一个腐败的朝廷，摧毁一个腐烂的社会。然后在一片王石俱焚的废墟上，改朝而不换制，依样画葫芦，再画它两三百年，然后再让别人去打倒。

    不幸自“鸦片”战后（一八四二），西风东渐，人类的历史已经由“中古”进入“现代”。我国原有那一套政治、经济、社会、伦理等等的“传统制度”，在西洋的“现代制度”挑战之下，都无法原封不动地延续下去了。因此“时代”和“历史”对我们这新一辈的逐鹿中原豪杰们的要求，就不止于“改朝换代”，他们还得有点“改朝换制”的见识和能力——“换制”，不是只把名词上的“皇帝”换成“主席”或“总统”；把“司令官”换成“司令员”。它们还需要有点“质变”。搞“质变”，不特洪杨无此知识和能力。比他们晚了数十年的“总统”和“主席”们，还照样变不了呢！

    再者，搞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质变”——尤其是像咱们中国这个有二三千年未变的古老大帝国——也非一人一代，便可“毕其功于一役”的“突变”。它是“缓慢”的，经验“累积”的，分“阶段”前进的“渐变”。穷则变、变则通。其程序是迂回曲折，有得有失，流血流汗，最后才能摸索出一个长治久安的新制度；然后才能在世界政坛上和“先进国家”轮流坐庄，创造一个“超西方”（Post-Western）、“超现代”（Post-Modern）的局面来。

    所以在十九世纪中期来替天行道的洪杨诸贤，都只是具有“改朝”之才，而缺其“换制”之识。恕我再重复一句，纵使他们具有（如后来孙中山先生那样的换制之识），他们也没有搞“换制”的机运。西哲有言曰：“制度者，智慧与机运之联合产儿也”。二者缺一不可。

    有“智慧”无“机运”，则哲学家之幻想也；纸上谈兵也。“机运”未到，便“躐等”而行之，那往往就变成“先知先觉”的烈士。我国近代史上的“烈士”何止万千。台湾的雷震先生便是最近的一位。他的“智慧”和他应该有的“机运”，时间差距不过二十年耳。

    【附注】躐（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