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足以杀康；而康绝无力量可诛荣。在这百日维新刚启幕之时，康对旧派第一号大头头，作此毫无必要的愤激之言，也可想见他在处人上的偏激，和政治上的木讷了。

    总之，“戊戌变法”实在是我国近代史中，继“科技现代化”（或“四个现代化”而来的第一个“政治现代化”（也可说是清末的“第五个现代化”吧），但是这个运动不但未能领导我们的政治体制前进一步，反而倒退了数十年。胡为乎而然呢？

    我们知道戊戌变法主要的推动者是光绪皇帝。若以《春秋》的标准作“诛心之论”，要从为国为民、牺牲小我的动机着眼，光绪帝这位爱国青年，实在是我国历史上极少有的“尧舜之君”。但是光绪帝毕竟是长于深宫之中，受制于无知而狠毒的母后的一个儿皇帝。经验不足，徒善亦不足以自行。他应首先慢慢地建立自己的权力基础——像蒋经国那样——然后才能试行变法。纵使时机发展至法有可变之时，也应分为轻重缓急次第施行。诏书一日数下，朝野莫知所适，也不是个办法．不幸这位年轻皇帝，显然感到国亡无日，所以迫不及待。但是他的军师谋臣，应该有见及此。不幸康某木讷执拗，识见不足；而操切浮躁，且有甚于幼主。——言念及此，我们不能不说康有为实在只是一位狗头军师。他不能担当推行政治现代化的天降大任，而开了倒车。

    值此两千年未有的转型期，失之毫厘，差之干里。有心掌舵的人，总应略通古今之变，粗识中西之长。虚怀若谷，慎重将事。君子误国，其害有甚于小人。可不慎哉？

    以古方今，鉴往知来。摩挲旧史，涉猎时文。掷笔几上，吾欲何言？

    *原载于台北《传记文学》第六十一卷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