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宾客盈室”。（《后汉书?仇览传》）

    太学生的选拔和出路

    汉代关于博士的策试及太学生的选拔均属太常卿。元朔五年所立的“博士弟子”五十人，想系自一般博士的门徒中所圈定。然当时政府的规定则是“太常择民十八以上，仪状端正者”充“博士弟子”。其后选拔的方式，盖系自郡国之学内择其优秀学生，由地方官保荐入太学深造。《汉书?儒林传》载其选拔的程序为：“郡国县官，有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令相长丞上属所二千石。二千石谨察可者，常与计偕，诣太常。得受业如弟子。”①文翁为蜀郡首时，曾“选郡县小吏开敏有材者张叔等十余人，亲自饬厉，遣诣京师，受业博士。或学律令。减省少府用度，走刀布蜀物，齐计吏以遣博士”。（《汉书?循吏传》）所以文翁所派赴京师受各种训练的学员，均保领有地方政府津贴的官费生。

    保送升学虽是官定章程，但京畿毕竟是人文荟萃之区，终两汉之世，政教两界的要人，微时多曾“游学京师”，“受业博士”。东汉开国之君光武帝即是其中之一。这些人显然不全是由地方政府保送，而是以私人资格入学的。王莽秉政时曾规定：“元士之子得受业如弟子，勿以为‘员’。”（《汉书?儒林传》）所以汉代太学生出身的社会成分极为复杂。一则因为太学本是当时的最高学府，再则因为它是利禄之途中的快捷方式，所以各界士子皆趋之若骛，其中有衣锦披朱，世袭功名的“公卿子弟”，也有地方政府选送的公、私费平民学生；有日食万钱的纨绔子，也有贫至“无被，卧牛衣中”的寒士（《后汉书?王章传》）；有仗义疏财，接济同窗的义士（《后汉书?申屠蟠传》），也有半工半读，亲任舂杵，或为同学管伙食以自糊的苦学生③；更有来自外国的匈奴留学生（《后汉书?儒林传》）。而太学毕业学生的成就，上自帝王、公卿、宏儒、硕彦，下及郡国小吏，无不应有尽有。其中学生之作息情形，有闭户读书的；有清谈嬉游，考试舞弊的；有贸然上书当局，议论时事的；更有组织学生团体，煽动风潮的。总之今日我国国立大学内学生活动的一切现象，汉代太学无不具备，只是那时的太学，比现在国立大学的规模更要大出十余倍而已。④

    【附注】此篇作于五〇年代，那时两岸的大学规模都很小。今日自是另一景象也。

    太学里的教授和分科

    太学里的教授在武帝时便是新设的“五经博士”，其后诸博士各以“家法教授”，五经博士共分十四家。以故终汉之世，太学里的学程亦分成十四种。以东汉时七千名博士学官计之，则每一种的博士当在五百人左右！这些博士的选聘，按汉代成规约有三种方式：

    其一为公卿“保举”。如阳朔二年，成帝诏曰：“丞相御史，其与中一千石、二千石，杂举可充博士位者，使卓然可观！”（《汉书?成帝纪》）其“保举状”则规定应选者应“生事敬爱，丧没如礼，通《易》、《尚书》、《孝经》、《论语》，兼综载籍，穷微阐奥，隐居乐道，不求闻达，身无金痍痼疾，世卅六属不与妖恶交通，王侯赏赐行应四科，经任博士”，下言某官某甲保举。（《后汉书?朱浮传》引《汉宫仪》）第二种方式则为天子“征辟”。太学设立时的第一个赞助人，原《春秋》博士公孙弘的第一任官衔便是以“贤良征为博士”。（《汉书?公孙弘传》）后汉时征辟之例尤多。但是光武中兴后激励气节，要士人“不求闻达”，所以有许多人“称疾不就”。第三种方式则为“策试”。汉制规定，由太常卿“选试博士，奏其能否”。（《续汉书?百官志》）

    在这样隆重方式下选出的博士，高位殊荣，自然自视不凡，不愿他人与之竞争。加以文人相轻，再“各以家法教授”，门户之见极深，因而太学里便要闹各学派互不相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