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鲜的事。自此以后“公交车”和“举人”就分不开了。公交车就是举人；举人就是公交车。

    所以康、梁这次所领导的学潮，实在是一个“举人造反”的团体行动。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举人造反就等而下之了。就在这造反未成之时，朝廷的威胁利诱一时俱来。它一面声明要严办聚案滋事，一面又贴出了黄榜，学潮总指挥康有为，高中第八名进士。这一下“金榜挂名”，数十年灰溜溜鸟气全消。马上脱青衫、着红袍，保和殿面圣去者。还闹啥学潮呢？那些名落孙山的榜外公交车，也只有打点还乡，还债、赖债、打秋风去了。台湾割给日本，让唐景崧和胡适的爸爸去善后受罪吧！他们在痛哭流涕一番之后，也暂时管不着了。大家鸟兽散，颟顸无能的大清政府，未派一辆坦克上街，天安门的大学潮，也就烟消云散了。

    诛心而论，天下原无不是之学潮！康、梁师徒为着变法改制，虽然后来都变成在逃的死囚犯，但是历史毕竟是公正的。最近的《人民日报》不是心血来潮，对康、梁和王安石等人，又补作了至高的评介。既然领导那个小学潮的康、梁是历史上值得歌颂的人物，那么硬说魏京生、王丹、包遵信、王军涛等是该关该杀的“暴乱分子”，岂不是睁着眼说瞎话？

    人生苦短，一时烜赫，究竟是白驹过隙、过眼烟云。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我们倒真希望领袖万岁。当朝诸公长生下老。再过他一百年，回头看看“小平变法”的过程；看看将来的历史家对他们是怎样下笔的。

    7.5 人民问政的开始和“太子党”

    “公交车上书”这一出小闹剧末搞出什么立竿见影的效果。地还是照割；款也照陪。可是举人造反这一闹，却闹出个庶民问政的风气。关心国事，却变成了一时的风尚。关心之道，则是纠合志同道合之士，组织社团，报效国家。士大夫们目光远大、满腹经纶，就要组织他们的“强学会”、“保国会”；江湖豪杰，气功师、武术师，忠肝义瞻、视死如归，就要组织他们的“义民社”、“义和团”来“扶清灭洋”；海外华侨青年，海内知青和秘密会党，也要组织他们的“辅仁文社”、“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一时组织林立，百会蜂起。据梁启超所作统计，自甲午（一八九四）至辛亥（一九一一）有章程可考的各种公开社团，盖有一百六十余家之多。——其宗旨除少数的革命造反之外，盖多为保种强国，扶清灭洋而设也。“扶清灭洋”可能就是后来中共“兴无（产阶级）减资（产阶级）”的老祖宗吧！

    在这百余种社团中，那最有声势、最有内容、也是最先组织的团体，应该是由康、梁领导的“强学会”了，原来康有为在领导公交车上书之后，一时名满天下，变成了时代的宠儿。朝野士大夫皆折节下之。大家（包括西太后）都认为改制维新是中国必走之路，而康有为是这条路上的明星甚至是先知。康氏如果真是个政治家和思想家，他是大有可为的。不聿我们在一百年后的“恩怨尽时”为他“论定”，才发现他老人家二者都不是，后节再详论之。虽然他也为着他所想象中的“变法改制”，不眠不休地投下了百分之百的精力，和一个胞弟的生命。

    在《马关条约》签订后的几个月之间，中国朝野在痛定思痛之余，大家真是洗心革面，想在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办报办学，组织社团从事革新。那时中国居然也有个“太子党”（且用今日的语言来说）——那批有改革思想的“高干子弟”，如张之洞的儿子张权、曾国藩的孙子曾赓钧、翁同龢的侄孙翁斌孙、陈宝箴的儿子陈三立（名史学家陈寅恪之父）、沈葆桢的儿子沈瑜庆、左宗棠的儿子左孝同等数十人——其中最重要的可能就是湖北巡抚谭继洵的儿子谭嗣同了。

    写历史的人不能小视“太子党”这个东西。因为他们得天独厚，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