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在“万木草堂”内所授的“西学”，包括他在近代中国教育史上开天辟地的体育课，都是些很原始的启蒙性的东西，值不得多费墨笔，故在上篇首先提出后，便一笔带过。

    “万木草堂”中学科的重点，是它的儒教“今文学”，和康氏用今文学观点所发展出来的两本教科书《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所以今文学实在是康氏变法的“意蒂牢结”的根基所在。

    康有为是在近代中国，受西学挑战而奋起搞政治改制的第一位改革家。他对传统中国的学术思想和政治社会制度的了解，是蔚成宗师的，虽然他搞的到底只是中国思想的偏锋。可是他竟然能以此高度发展的中学偏锋，与最幼稚的西学认知相结合，搞出一套他自己的康有为思想，并画出他自己的“以君权行民权”的建国大纲的政治蓝图。再来个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方式加以推行。结果弄得人头滚滚，一败涂地。但是康之起伏也标志出中国现代化运动中一个承先启后的重要阶段。我们如不把康有为弄清楚，我们也就很难了解继康而起的孙中山、陈独秀、胡适、毛泽东乃至今日的邓小平和“民运人士”了。康有为的“意蒂牢结”的根基既然是传统儒术中的“今文学”；但是今文学又是个什么东西呢，康子这两部大着，所讲的又是些什么内容呢，为康氏以后诸大家作导论；也为一般读者作参考，且让不学略事钩沉。

    6.1 “今文学”浅说

    谈起“今文学”，我们不得不从秦始皇于公元前二二一年（始皇二十六年）统一中国之后，在文化上做了几件大事说起。第一件便是“文字改革”，所谓“书同文”是也。统一之前的中国大陆是七国不同文；齐（山东）楚（安徽、湖北、湖南）不同语的；而秦文与六国之文，隔阂尤大。统一前（亦如今日之“解放前”），秦人所用的是大篆、小篆和他们的简体字隶书。统一后乃悉废大小篆（包括秦人专用的古“籀文”），改用官订“隶书”。六国既被它统一了，秦政府也尽废六国之古文，一律改用隶书——这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文字大改革”。它也是全人类文化史上文改最成功的一次。

    东亚大陆上的东方文明，原是有其一致性的。但是自周平王东迁（公元前七七一年）至秦始皇统一列国（前二二一年），七国文明的分别发展，已长达五百五十年。由于各国文字不同、语言各异，再加风土人情、生活习惯也颇有差异：晏子所谓“生于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是也。所以各国虽共有《诗》、《书》、《国语》和诸子百家之学，彼此之间，“大同”固有，而“小异”亦多多也。（请参看现代白种人的欧洲诸国之间的异同。）

    值得注意的是：“小异”者，不徒文字书法之不同，义理之间亦每有严重区分也。如今尽废各国原有之“古文”，而以秦人专用的“今文”（隶书）改写之、统一之，“今”、“古”文版本之间的区别立刻就暴露出来了。是者是之、非者非之。所以在秦始皇的“文字改革”之后，今古文之争，本来就呼之欲出了！这一情况，在中世纪欧洲，和东西罗马的“圣经学”中，也闹得很厉害。最可笑的莫过于今日的国共两党之争。它们于政争之外也就逐渐引起“繁体字”、“简体字”之争了。余于大陆上曾闻有“代表代表”的笑话。今日不加澄清，则五百五十年后，“繁文家”势将解为“代表之代表也”；“简文家”就要释为“带表的代表”了。

    文化本来也不是请客。你麻烦你的，我麻烦我的；河水不犯井水，各麻其烦可也。但是麻烦之间要牵涉到政权问题、饭碗问题、砍头问题，那么问题就大了。

    秦始皇搞“书同文”，本是好事。可是他陛下于统一后八年（公元前二一三年），忽然来个“焚书坑儒”并下“挟书之禁”。老百姓如私下藏书，看情节之轻重，就要被“黥为城旦”（脸上刻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