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名字大致有十来个，但是他在历史上活动的名字则叫“孙文”。他自己生前所习用的，以及有关于他的一切公私文件，均用“孙文”④。

    “中山”一名的真正来源，今日已不可考；有人说他一度用过日本化名之一曰“中山樵”；也有人说那是日本人替他取的，含有贬抑中国的意味⑤。梁启超（一八七三～一九二九）在本世纪之初，与孙氏作保皇与革命斗争时，向康有为（一八五八～一九二七）作报告，亦偶用“中山”一辞，亦似有不敬之意⑥。

    二次革命之后，中山或中山先生之名始渐普遍。首用“中山先生”这一称呼而含有敬意的，据说是章士钊⑦。此事犹待续考。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一点便是，孙氏除偶用“中山”作化名以图避人耳目之外，他向未自称中山；在他所签署的公私文件，以及他生前与他有直接关系的公私文件，亦向无中山之名⑧。所以我们今日用中山之名来为他开个纪念会，固无不可，但是史家正式执笔为他纪事或作传，则该用他的本名“孙文”，不该用“孙中山”了。

    “驱除鞑虏”的口号叫对了

    孙文曾把启蒙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分为三等，曰：先知先觉、后知后觉、不知不觉⑨。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这一段时期，在中国搞“洋务运动”的人，在思想界多少都有点先知先觉的成分。因为在近百年来中国步向现代化的过程中，“西化”与“现代化”实是那个时代——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的同义字。魏源（一七九四～一八五七）那一辈洋务派主张“师夷之长技以制夷”⑩，着重的是坚船利炮。张之洞（一八三七～一九零九）那一辈，则主张“西学为用”。他们比魏源进了一步，因为他们要“用”的，已不止于坚船利炮了。到康有为主张以西法变中法，搞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则其西化的程度，已经由“用”而及于“体”了。而孙文（一八六六～一九二五）当年那一批小华侨们，则主张“驱除鞑虏，建立民国”。那至少在政治上也有点“全盘西化”的意味了。

    整整一个世纪快过去了。今日我们读历史的这批后知后觉，来翻翻满清末年的老帐，觉得孙文这一派所抓到的实在是那个时代的主题。当时在海外定居、留学的小华侨和留学生如孙日新（中山学名）、杨衢云等，对这个主题均已洞若观火，可是国内的知识界则尚见不及此。

    由民族革命从而建立“民族国家”（nationstate），实是人类现代文明史上的特殊现象。一部现代世界史便是一部诸民族国家之间的斗争史；它也是工业革命初期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亚当?史密斯（一七三二～一七九零）撰写的《国富论》中所论之“国”，便是当时在英格兰小岛上盎格鲁?萨克逊民族所建的英国。美国革命时期的十三州，事实上也是一个民族国家，其后扩张成北美洲的一大帝国主义，才对其它民族兼容并包的。

    这一民族国家在十九世纪之末季，由于德意志和意大利之统一，并产生了许多民族英雄的传奇故事，民族主义竟成为当时的时代精神。白种帝国主义者尚且如此，则被压迫民族就下用说了。

    我国的满清皇朝到十九世纪末年，实在是气数已尽，无法再继续下去；但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不击中要害，它会无限期地苟延残喘的。天王洪秀全的错误，便是他没有抓住这个主题，而乱搞其不急之务的“天父天兄”，终至身死国灭，为史家所笑。他那时如只搞单纯的“民族革命”，恐怕曾、左、李、胡也早已望风披靡了，“中兴名臣”云乎哉！

    所以从实力上说，孙中山比起洪秀全来，相差不知几千万里了，而偌大的清帝国不亡于洪、杨，却被孙文的几个口号叫垮了，何哉？主题使然也。孙中山把主题摸对了，几颗炸弹一丢，满清帝国就土崩瓦解了。

    我国战国时代军阀打内战，有个叫智伯的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