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过世，九年了。

    可是永远忘不了，火葬他的时候，自己心痛欲裂的伤心。

    我还是会掉眼泪。

    其实很不孝顺，每年清明说要去上坟，却总是没去，像逃避什么似的，又像是骗自己，父亲只是在另一个家里，没空理我们。

    和母亲离婚后，五十多岁，忽然又组了家庭，还生了一个小男孩。阿姨才三十多岁，却很爱父亲，愿嫁给父亲，住在永和，过穷日子。这样的父亲，做女儿的真拿他一点办法也没有。

    为了养家，他开始骑着50CC去夜总会打鼓。

    打鼓，他年轻时，在艺工队学的。

    那时候，好多女人迷他。山东人的他，身材高大，单眼皮的凤眼斜斜地看人，唇薄薄的，打鼓。弹钢琴。吹萨克斯风。跳舞，举凡是玩的、吃的、喝的，样样都精。

    常常都是穿着日军小额的衬衫，烫得毕挺毕挺，宽宽的肩，油扣整齐，皮鞋擦得油亮。左旁分油头，小胡桃木扁梳插在口袋里。

    在山东老家，是有钱人的少爷，家里的独子，从小宠到大，连舅妈都说他是得天独厚，倒苦了做他姐妹的人老侍候他。

    国共内战，和老总统一起退守台湾，以为很快就可以统一，回老家，再过那些黄金日子，却没想到转眼成了异乡人，和好友，我们的干爹，对故土乡里魂索梦系。

    变得没有未来，也没有过去。

    父亲过世后，居然开放了大陆探亲。

    我们的上一代，在我们这辈看来，总是顽固倔强，唠叨或过分忧心，却常没仔细地想，他们走过的年代，是多么残忍无情。

    认识母亲，也是在艺工队。母亲歌唱得好，人漂亮，也是注目的焦点。

    有时华视乐队的老师，还会开玩笑说：“如果当年追到你妈妈，你就要叫我爸爸了。”

    生大班时，父亲每天按时上下班，然后急忙回去，抱孩子，照应母亲。

    母亲的父亲在‘二·二八事件”中被枪杀，丢入了基隆河，从此母亲一家，再也没有人亲近。原本是基隆市副议长的官员家庭啊，却一夜之间成了鼠疫似的，人人逃避。

    认识了父亲，吃尽了一生苦的母亲以为，这个汉子就要和她相老一辈子了。

    母亲常告诉我，当时生二姐时，医院电梯如何坏掉，而父亲是如何背着大肚子的她，一阶一阶爬上十多层的楼梯。

    生二姐后不久，父亲丢了夜总会工作，认识了一些酒肉朋友，也有女人老逗他，老实的他，反而一下就薄脸皮的不好意思拒绝，成了付钱的大哥。

    而独子的他，也为母亲老是没有怀儿子而心有遗憾。

    多八股，却多真实！

    生下我后，母亲的身体就因劳累而无法再怀孩子，父亲渐渐夜归，工作也不去了，回家时总是醉醺醺的。

    为了养四个孩子，母亲收起破碎的心，坚强地又开始四处去驻唱讨生计。干爹则照顾我们小孩，照顾父亲。

    他还曾经喝醉了，倒在街头呼呼大睡，被警察抬了回来。这样的父亲，母亲却从来没怨言。

    我们家的小孩，都长得有点像他，尤其是浓浓的眉毛和倔强的脾气。

    终于分手，母亲再嫁去日本，带了我和三姐。而我这个一直埋怨他的小孩，一下就忘了台湾的一切，只为了新环境以及继父的养育而着迷。

    我们很幸运，继父待我们不薄。教育。生活，一点一滴，也都算照顾到了。

    我一直不了解父亲，直到回台湾唱歌。

    父亲替我签约。那时他结婚了，娶了阿姨，生了小男孩，他说：“你用日本名字，那爸爸的吴，就没人知道了。”又说，“你的吴静怡还有姐姐的名字，都是爸爸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