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明晃晃的秋了。

    东京已经天凉，街头的枫树隐约可见蜂蜜似的泛黄，当我闭上双眼，仿佛已经感受到那一街的枫红将要飘落满地。

    秋天有一种气味，干干的、清淡的、朴质的，那种令人安心的香气，总令嗅觉敏感的自己，打从心底对天地有着虔诚，好像观音娘娘慈眉善目地陪着自己。

    我是在这时候认识你的。

    穿着一件宽大的李维外衣、米白的长裤，爱笑的脸颊有个酒窝，秋天的阳光亮乎乎的，你也是个亮乎乎的漂亮孩子。

    我常和你提到关于拍电影的那一群女子们，还有我如亲人般的天文、侯孝贤导演。

    “我们努拍的戏名叫做《好男好女》哩，”我快乐地对你说，心里恋恋着这个名字。

    好男，好女

    1940年的7月，钟浩东24岁，蒋碧玉19岁。广东的惠阳海岸，刚上岸的他们，还有同行的萧氏夫妇等带着坚强的信念，从台湾投奔大陆，为了追随国民党而加入抗日活动。炎炎的烈阳，钟洁车抹抹开，蒋碧玉望着他略显清瘦的脸，想伸手握他，可是没有。萧大大和她都怀孕了，检查他们的军官边翻看证件边思考着，周围闹呼吁的人多，可是五人都觉得空气意外的沉静。那军官眉一挑，沉沉地说；“谁知道是不是日谍，扣起来。”

    惠阳的海边，烈日里忽然下起了绵绵的太阳雨。

    “好男，好女”你用日语念了一遍，我点点头。青山表参道两旁的树随风摇曳，我们坐在风里，看着装扮新潮人时的日本新新人类阔步向前，名贵的宾士跑车呼啸而过，还有可爱便宜的小马奇牌车子，滚蛋似地滚了过去。我说：“大家都好忙啊。”你温柔地笑说：“大家都要过日子啊。”我睁大眼看着你，心里有着荡漾。

    蒋碧玉认识钟浩东的时候才十六七岁，那时落是个少女护士，钟则因为用功过度而犯了轻微的神经质住院，他们常常在一起说话，那时的钟港东便有强烈的国家意识，他还说他是要革命的人，不能结婚，蒋碧玉总是听着他说，对他宏大的理想，浪漫的祖国意识，都存着模糊的尊敬。1927年，国共关系破裂，当时除了要对抗日致，中国的内战也如火似地延烧着，终于，钟下定决心要赴中国大陆。于是他问蒋碧玉：‘俄们这次去恐怕要吃苦，也许造性命都有牵连……”活泼天真的蒋碧玉其实心里早已有了执著，他坚定地要为国献力，她坚定地要跟他。

    你常常问我：“你很寂寞是不是？”你看小动物似地拍我的头，我总任性地说：“才不呢，我有什么好寂寞的，那么忙，又那么多人疼我，烦都来不及了……”你还是笑，看穿似地说：“可怜的孩子。”此时我总是一阵心酸，想到过去的种种伤痕，做过傻事的自己，压抑的情感，公众人物的不自由……可是，我说；“真的，都过去了，不会再更苦了，而且你知道吗；从自己决定远离电视等等的伪装后，我快乐多了，尤其现在，因为电影，我认识好多有才华和理想的朋友，我们常常在一起谈挫折，谈快乐。”然后我很严肃地告诉你：“我喜欢电影，因为拍电影的时候，你必须要完全坦诚自己，而在这样赤裸地面对人性之后，你会发现，人真的是战战兢兢而又纯真地在努力向前。”你看着我，在繁闹的街上，我们只有一颗心，一起平稳地跳动。

    1941年，蒋碧玉和同行的萧太太为了继续艰苦的抗战，不得不忍痛将生下的孩子送走。1944年，蒋碧玉又怀孕，当时钟浩东只身前往更险恶的前方，在不能相守相顾的日子，她常读着他的家书，看他飞曳的字，相信着。

    我们才认识不久，你的话不多，你说你喜欢野狗，从小父亲就不在了，只有母亲照顾你，可是你一直不知道母亲的伟大，直到母亲过世。我问：“你知道台湾的‘二·二八事件’和白色恐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