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对爱过它的人，从来都是记得的，从来都不会有丝毫的慢待。突然又想到还有一个叫阿来的，没见过面，但总是可以打听一下十二丹玛寺的下落吧？于是又打电话到文联，接电话的人说他不在文联，他自从写了《尘埃落定》之后就一直呆在麦其土司的官寨里。我突然想到，其实尘埃何曾落定了呢，阿来就是一粒尘埃，所有的生命都是尘埃，秦文玉当然也是一粒尘埃，既然是尘埃，离开人世也就没有什么可遗憾的了，不就是死么？人都会死的，只不过是有先有后罢了。在宇宙的洪荒里，几十年的先后根本就看不出区别。

    张文华坐着张长寿的北京吉普去了哲蚌寺，周宁坐着刘国宁的切诺基去了色拉寺。这时候我突然想起一个人来：贺思旭，我们居然忘了我们的朋友贺思旭。孙学明立马掏出手机，拨通了日喀则山东大厦常务副总经理贺思旭的手机。

    贺思旭说：谁？孙学明？你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了？什么？你到了拉萨？好几个人呢？你怎么提前不告诉我？你们现在在什么位置？我也在拉萨，后天回日喀则。有什么事情你们尽快办，晚上我在八廓街的黄房子就是玛吉阿米餐厅请你们吃饭。

    孙学明说：我们现在在娘热路和北京路的交接处，我们的事情就得找你才能办。

    贺思旭说：那好，你们等着，我马上过去找你们。

    孙学明说：我们现在在娘热路和北京路的交接处，我们的事情就得找你才能办。

    贺思旭说：那好，你们等着，我马上过去找你们。

    二十分钟后，一个微胖的风采卓然的汉子潇洒地走下他的巡洋舰，朝我们大步走来。我们一看，正是贺思旭。

    贺思旭是1998年5月20日来西藏的内地对口援藏干部。他曾经给我讲过一个人与动物的故事，让我一想起来就感动不已，也意识到宗教有时候并不仅仅是作用于观念的信仰，而是日常生活中最平凡的行为方式。

    他说有一天我在拉萨街上看到一个四川人在拿着皮鞭耍猴子，围观的藏民个个怒目而视，有一男一女拿着大饼不停地给猴子喂。我想我差不多也是一个西藏人了，我能做点什么呢？我犹豫了半天，掏钱买下了那只波密红猴，交给了喂猴子的一男一女。我说你们要是愿意就养着，要是没有这个能力，就把它送到寺院里去，那里肯定有专人喂它。或者可以这样：这只猴子来自波密（藏南森林地带），要是有人去那里，就让他把它带去放回森林，那里是它的老家。（我理解贺思旭的做法，他不是在做一件好事给别人看，而是在安抚自己的灵魂，安抚一个在西藏的氛围里渐渐自然化了的灵魂。）

    他说以后我听人说，那一男一女既没有把猴子送给寺院，也没有交给别人带去波密。而是自己上路，朝波密步行而去。从拉萨到波密，往返一千多公里，常年跋涉，风餐露宿，一路上讨吃要喝，受尽苦难，就为了送一只猴子回老家，就为了完成我的嘱托，而且没有喧嚣，不必让别人知道，这是一种什么精神？相比之下，我们太惭愧了。

    他说这是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我一辈子都想讲给别人听，一讲我就想哭，这才叫人哪，这才是真正的西藏人。这里不是宗教，不是欲望，不是为了得到，更不是为了自己的生存，而是超越了宗教和生存的对自然的无条件的亲近。过去我总认为人生在世，生存是最重要的，现在看来，最重要的应该是对生命、对自然怀有一种敬父敬母般的柔情蜜意。一个人，一生所能做的最有价值的，就是虔诚地热恋，包括热恋自然，热恋你的灵魂。这是西藏教给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