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大宅门的飞贼，一捕一毙。

    那么，是先查内贼呢，还是先查飞贼呢？

    这警察的思维和普通人不一样，他们既不查内贼，也不查飞贼，而是冲着德国专家去了——先查他报的是不是假案。理由也很简单，这位德国专家说不清他们家到底丢了什么。

    要按老萨说，警察同志这是个不通情理的思路，假如真的把你们家所有东西都搬走了，然后让你说丢了什么，搁谁都说不明白。

    不过老侯听了一乐，说你不明白警察办案的做法，比如前两天日本那酒井法子跑了，好多人都很同情，我们警察看了，第一个想法就是这人可能涉毒。而且，那几年，外国人报假案的也不在少数。这句话引起了老萨的好奇心，忍不住打听，这外国人干嘛没事儿给咱们报假案呢？

    外国人报假案？

    可不是吗，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咱们警察让外国人蒙过不少次呢。

    那时候，外国人来的多了，问题也来了。北京警方接二连三收到报案，要不就是丢了手表，要不就是让人抢了照相机，不一而足。这件事开始让警察们十分恼火，要知道当时北京的治安很令人自豪，虽然达不到“文革”前95％的破案率，但也不至于满街有人抢外国人吧？

    周恩来总理说过，外事无小事。警察们虽然有点儿迷惘，但还是认真办案的。也有真破了案的，比如，老侯就破过这样一起案子。

    北京饭店的一个老外，报案丢失美元若干。老侯出现场，查问发案时间、地点后，很快锁定几名嫌疑人。侦察员注意到其中一名服务生生活奢侈，与收入不符，被列入重点侦破对象。继续调查后发现其窝点，一讯而伏。

    案情并不复杂，老侯印象深刻的却有三点：

    第一，这名服务生颇为聪明，他回到家非大中华不吸，在班上抽烟却只抽最便宜的黄金叶。在单位人人都说他老实，听说把他抓了，大感不可思议。

    第二，此人作案手段与心理学暗合，发现目标从不竭泽而渔，每次只拿不到三分之一。这种情况下，外宾即便发现钱变少了，多半也会认为是自己放错了地方，很少怀疑被盗。他作案数十起，警方只接到这样一起报案。

    那就要问了，这个老外怎么如此个别呢？

    一点儿也不奇怪，这位是拿信封装了两千美元现金，准备交房费的，被这个服务生抽去几张后钱不够了没法结房账，无可奈何之下只好报案。

    第三，搜查这个服务生的窝点时，发现此人竟然在12平米的斗室中装了六个豪华壁式大座钟，估计到整点的时候一起敲响，比钟表店还热闹。

    让钱烧的。老侯说。

    说起来这位也是无奈——当时北京没有多少消费场所，也没有太多奢侈品供应，这种灰色收入不买座钟他也想不出还能买啥。

    不过，这种案子极少，更多的时候是破不了案。报案的外国人似乎对破案也不怎么感兴趣，这种情况很不正常。时间长了才发现，这些外国人只对警方开具的被盗证明感兴趣。调查之后真相大白：原来，这帮家伙要么把相机手表卖了，要么把外汇倒给“黄牛”了，这些东西入境的时候都登记的，不开具被盗证明没法过海关，更重要的是他们可以利用警方开具的被盗证明获得保险公司的赔偿。

    这些玩意儿在当时的北京市场属于稀缺货，很受欢迎，卖了高价再拿一笔保险，老外们的脑袋太聪明了。以后，再碰上外国人报案，警察们第一件事就是确定是不是报的假案。

    这次的案件中，那位德国专家是个中国通，对警方的调查十分配合。问题是，他的确说不清自己到底丢了哪些东西——你说你丢了一条波斯地毯，可先生你能证明你有过这东西么？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调查中这位专家一拍大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