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未间断过，至于具体送了多少人，卖了多少人体器官，那边应该会有分红帐单，研究基地这边从来不记帐，需要多少人就送多少人过来。”

    “这边的情况我清楚，”朱卫刚说，“为了获取一个小小的数据至少需要四百人付出生命代价，一项成果的获得，可套用一句古诗，叫——一人成功名，十万白骨枯。”

    “你们这个组织一共有多少人？在其他地方还有没有基地呢？”义珍蓉继续盘问。

    “不知道，我只负责提供货源，他们内部的事我从来不参与。”

    “那你这次为何参加了追杀我们的行动？”朱卫刚问道，“不说真话当心宰了你！”

    “我们签订了合同，如果由我提供的‘货源’发生了逃跑事件，我就有责任协助追回。我的话句句是真的，不敢有半句谎言。”

    义珍蓉：“再问一桩事——你与楚天红是怎么认识的？”

    “我的口好渴，再来一点好吗？”阿德望着义珍蓉手中还剩一半的矿泉水瓶。义珍蓉二话没说拧开盖就往他口里送。“矿泉水真好喝，是我喝过的最好喝的水——如果你们能把我松了绑那就更好了，但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

    义珍蓉：“现在你也明白了自由的重要，你控制别人的时候为什么就不能替别人想想呢？不要扯远了，还是说正事吧。”

    阿德歇了片刻，开始讲述他与楚天红认识的故事。

    “说起来我和你也是老乡，我的家在雪峰县城西北的郊外。”

    “你是富田村的？”义珍蓉问道，“那个地方在雪峰县是最有名的。”

    “是的，我们那地方是有名的贼窝、匪窝和骗子窝，县里历届领导都说富田最老实本分的人也是一个敢当街骂县长祖宗十八代的刁民。可是从来就没有人理解我们富田人为什么变坏。我们是农民，和我们一墙之隔的是县委机关家属院。那里的人从一出生就注定了他们的好命运，可以任意选择自己满意的工作，而我们从一出生就没有任何保障，生了病没有医保，老了没有退休金，犯了罪隔壁院里的恨不得把我们判死罪……同样是人，他们那么好过，我们这样惨，我们能安安心心当顺民吗？有位局长当着我们的面说过一个故事，一次他们去偏远山区扶贫，见一家人大冬天的没有棉衣，于是就送给了他们家一件旧棉衣，结果把这家人感动得热泪盈眶，连喊某某局长好。最后他得出结论：边远地区农民比郊区农民纯朴。我承认这位局长说的是事实，这样的格局并非是边远地区农民本质纯朴，而是他们不知道有些干部有多腐败，社会制度有多么不公平。据我所知，这位送棉衣给农民的局长，他家里有别墅、小车，过年下属送的红包顶得上一位农民干几辈子！更有，他私下里透露，为了当上这个肥水单位的局长，他花了近百万元才摆平雪峰县的几个常委领导——”

    “阿德，我问你是怎么认识楚天红的，不是问这些废话！”义珍蓉制止道。

    “这些跟我认识楚天红有关啊。我出生和成长在那样的地方，就注定了我这辈子只能当坏人。十六岁那年我失手杀了人，就逃了出来，加入到广州火车站的一个黑社会组织。后来我又把小时候的朋友拉过来，很快就形成了一股势力，成了这个组织的统治者。在那里我干尽了坏事，心肠越练越黑，有一次在与另一帮派火拼中，我被砍伤，住进了广州某大医院，我的主治医生正是楚天红。病愈后结帐，医药费是一百零八万元——一个简单的外伤要花这么多钱，我被她的‘狠’镇住了。原以为我是天底下心最黑的人，想不到有人比我更黑，更让我不平衡的是，她黑得没有任何风险，我黑要受到法律制裁，甚至丢脑袋。这让我感到这个世界太不公平了。为了教训她，我谎称为了感谢她的精心治疗，要送一份礼给她。她居然贪心得应约来取。那天我向她表明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