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效愚与藏丽花的婚礼是一九八二年，那一年，黄效愚二十五岁，藏丽花三十三岁。女方比男方大了八岁，这在当时很出格。婚礼也没几个人，馆子里吃一顿，那年头没包厢，大堂的角落事先订好席位，就一桌人。

    我和朱亮算作男方代表，都是黄效愚的中学同学。我跟黄效愚的私交尤其铁，曾是非常好的哥们。黄效愚突然决定要结婚，骑自行车来通知，匆匆告诉具体的日子。当时我还在大学读书，是大四，眼见就要毕业，正百无聊赖，成天胡乱写小说，听了他的话，非常吃惊。

    我说：“你不会开玩笑吧?”

    黄效愚一向认真，很严肃地说：“这事，怎么会开玩笑!”

    “我真觉得像开玩笑，怎么说结婚就结婚了，”我知道他不是个喜欢开玩笑的人，还是忍不住要问，“你们真准备结婚了?”

    黄效愚不说话，看了我一眼，似乎有些不高兴。

    我继续玩笑，说：“这事有些离谱。”

    黄效愚不说话，低着头。

    我说：“你不觉得她年龄太大了一点?”

    黄效愚仍然低头，不准备讨论这话题。

    虽然也风闻一点消息，我从来没想过，他们会真的结婚。作为老同学，作为曾经的铁哥们，我知道黄效愚不是很有主见。他肯定是中了邪，不得不听命于藏丽花，肯定是落入了圈套，只能乖乖地听她使唤。我和黄效愚从小学就在一起，他这人不但没主见，还经常会在关键时刻，脑袋瓜不好使。

    我说：“好吧，这事也不便多说，既然已决定，也烦不了，你把具体日子告诉我。”

    黄效愚说：“不是已经说了吗?”

    我笑着说：“最好再说一遍，我真没记住。”

    地点是在当时有些名气的四川酒家，我把朱亮也叫去了，黄效愚并没打算喊朱亮，在他心目中，既然我俩关系最铁，有我做代表就行，朱亮去不去无所谓。倒是朱亮很把这事当真，听说黄效愚要跟一位大八岁的女人结婚，满脑子好奇，打破砂锅问到底，一路追问，非要我把知道的事都说出来。

    我说：“你别问我，我知道的也不多。”

    朱亮说：“起码你知道那女的大八岁，妈的，大八岁，这还得了，再大几岁，都可以做他妈了!”

    朱亮的话并不过分，在当时，虽然开始改革开放，满大街邓丽君的歌，流行喇叭裤和留长发，可是从“文革”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毕竟还没开过眼，没见过多少稀奇古怪，女人大男人小，岁数相差那么多，确实不可思议。

    婚宴在中午进行，新郎新娘，加上我和朱亮，藏丽花的外公邵老先生，她的两位同事，她家的保姆，还有一个不认识的人。也没多少婚宴气氛，黄效愚新做了一身西服，这是我第一次看他穿，以后再没见过，不仅颜色不对，而且不合身，怎么看都别扭。藏丽花是件红衣服，颜色有些鲜艳，依旧是大大咧咧，别人没话说，结果从头到尾，为了不冷场，基本上都她一个人在说笑。

    印象深的是婚宴快结束，大厨过来敬酒。此前已来过一次，是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头，胖胖的，剃着光头，红光满面。这一次来，带着他的一个徒弟，先问菜做得怎么样，是不是还说得过去。大厨是重庆人，在南京待了大半辈子，他的口音仍然听不太明白。藏丽花的外公是湖南人，显然与大厨熟悉，他们说着各自的家乡话，不时发出爽朗笑声。邵老先生一个劲夸手艺好，说很久没吃到这么正宗的川菜。

    后来我才知道大厨是位高人，早在民国时期，已大名鼎鼎，为许多党国要员做过拿手菜。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南京的各个角落，不经意地就会遇到一些遗老遗少，那天的大厨便是个最好例子。敬完酒，大厨吩咐徒弟去取文房四宝，笑着对邵老先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