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亡。

    《明朝小史》中，曾记下这样一则故事：苏州枫桥一小小粮长，接郡督一再催交名虫的指令，只得用一匹骏马易得一上品小虫。粮长之妻听说小虫乃大马所换，纳罕惊怪，便趁其夫不在舍时，悄悄打开虫罐看个究竟，谁知小虫从罐中一跃而出，被正在院中公鸡一口啄食。妇人深感惹下祸端，便自缢而死。粮长归家，见罐空虫失，妻子悬梁，既为亡妻悲伤又觉虫差难交，他也寻一根粗绳自尽，与亡妻一道匆匆奔向奈何桥……

    由是观之，一代文章圣手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的名篇《促织》，并非向壁虚构，徒托空言，而是以小虫刺斫大明王朝之腐败，可谓力透纸背，刻肌刻骨。

    宣宗的嗜好熏染着宫廷，浸染着大臣，感染着京城，也习染着百姓。于是，从帝王后妃到三公六卿，从富商大贾到贩夫走卒，举国上下掀起了养蟋、斗蟋的沸沸扬扬的狂潮。

    一代文魁“公安派”代表作家袁宏道，曾在《促织志》开篇中，情景交融地勾勒出了当时京师“蟋蟀热”之炽之盛：“京师人至七八月，家家皆养促织。余每至郊野，见健夫小儿，群聚草间，侧耳往来而貌兀兀，若有所失者。至于溷厕污垣之中，一闻其声，踊身疾趋，如馋猫见鼠。瓦盆泥罐，遍市井皆是。不论老幼男女，皆以引斗为乐。”

    人们所以捕捉蟋蟀“如馋猫见鼠”，当然不全是为了娱乐，攫取金钱的欲念，使更多的捕虫人，玩虫者忽略了快乐天使那精妙动人的音乐，使更多的斗虫人加入到了赌徒的行伍。《万历野获编》中记载：“吴越浪子尤酷好此戏，每赌胜负，辄数百金，至有破家者。”

    宣宗仅在位十载便驾崩，但由这“蟋蟀皇帝”点燃起的全国性的“斗蟋热”，却丝毫没有降温。斯时，除农家的翁媪男女及部分文人雅士将斗蟋作为娱乐外，大部分玩家、斗家则将小虫当做一种赌具，使斗蟋成了赌博的代名词。

    明代文人陆粲在《庚已编》中记述了吴人张廷芳因斗蟋乐极生悲、悲极生乐的轶事：张廷芳乃一赌狂，初时每斗必败，银钱输光后，只得变卖家产物业抵虫债，其岁岁逢秋必斗，直赌得倾家荡产，身无寸缕。后经高士指点，获一虫王，每战必胜，不消十数日，便又成豪富。冬至虫王死，张悲痛欲绝，嚎啕大哭，为报小虫知遇之恩，张铸一银棺，盛葬小虫……

    在斗蟋史上，向有南虫、北虫之分。至明代，南北玩家们斗遍全国诸多名蟋产地的名虫后，通过类比，辨析，渐次发现北虫之斗性优于南虫。在北虫中，又以鲁虫为翘楚。齐鲁之宁阳、宁津、乐陵、德州等地的蟋蟀，相威猛，色苍秀，骨丰实，牙坚硬，皮枭老，性刚烈，斗期长，色品俱全，大受斗蟋场上斫轮老手的垂青。

    明自宣宗后，从京都大邑到穷乡僻壤，以小虫为赌具的博局，随处可见，只是赌资多寡而已。就连军中将领也痴迷于斗虫赌场。

    明末将领马士英，曾身居南明小朝廷的东阁大学士、太保之要职。当清兵大军压境，小朝廷如同鱼游釜中之时，马士英仍容头过身，大斗蟋蟀，后人嗤之为“蟋蟀相公”。

    从南宋的“蟋蟀宰相”贾似道，到朱明王朝中叶的“蟋蟀皇帝”朱瞻基，再到这“蟋蟀相公”马士英，后人从中得出了蟋蟀既亡宋又亡明的结论。作为“欢乐天使”降临人间的小小蟋蟀，蒙受这等奇耻大辱，实乃背情悖理。这些人世间闹剧、惨剧的上演，绝不是小虫儿的过错，而是人性残缺的悲哀。

    满族人入关，天下一统。兴起于漠北马背上的民族，本不晓得蟋事，但因受到汉文化的浸润和融合，又加之蟋蟀这小精灵有着不可抗拒的魅力，清宫里的帝王贵胄，乃至八旗子弟，也很快染上斗蟋的嗜好。因康熙帝尤喜蟀鸣，宫中遂有了专司畜养蟋蟀的虫师及太监。因“促织”有催人“纺织”的寓意，京都的斗蟋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