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

    五代唐废帝时翰林学士王仁裕所著的《天宝开元遗事》中，有这样的记载：“每至秋时，宫中妃妾辈皆以小金笼提贮蟋蟀，闭于笼中，置之枕函畔，夜听其声，庶民之家皆效之也。”

    自中唐始，玩养鸣虫便逐渐传播开来，普及民间。因蟋蟀秋尽则殒，然达官贵人玩兴犹浓，常引为憾事。至明代，有玩家进行人工繁殖，经多次试验，获得成功。他们先让雌蟋在土盆中产卵，以土置暖炕，日日洒水，用棉被覆盖；俟五、六日，土蠕蠕动；越七、八日，虫出；再置之蔬叶喂养，仍洒水被覆，几经蜕变，满月后虫则鸣。这种人工繁殖蟋蟀的方法，至今仍被北京一些养虫专业户沿用。

    清康熙帝尤喜鸣虫，每年元宵节，除观灯、赏花之外，与大臣一道聆听蟋鸣是宫中一大娱乐项目。每逢设宴，宫人便将蟋蟀置于绣笼之中，放于宴厅之侧。听着声不绝耳的“曜曜”之声，康熙帝龙颜生辉，众臣子也乐哉悠哉……

    古今中外的出色诗人，总能从一朵鲜花中窥见天国，于一滴露珠里参悟生命。蟋蟀的呜叫，自然会成为中国历代诗人的审美意象。晋人阮籍，唐人杜甫、孟郊、白居易，宋人苏东坡、杨万里等诗家，都对蟋蟀多有咏唱。因深秋之后，蟋蟀的鸣唱由旺叫时的金腔玉韵渐次变得凄切婉转，且中国古代文人素有“逢春而喜，遇秋而悲”的笔墨传统。故而，他们在借蟋蟀“托物言志”时，表达的常是孤独、失意、思乡、怀旧及忧国忧民的种种情愫。

    诗圣杜甫在《促织》诗中吟道：“促织甚微细，哀音何动人。草根吟不稳，床下夜相亲。久客得无泪，放妻难及晨。悲思与急管，感激异天真。”耳听床下成双的蟋蟀发出的鸣唱，久客他乡的杜子美，此时思亲的泪水虽早已流干，但闻声生怀，还是依稀见到老妻夜难成寐的情景……读来令人感同身受，徒增忧伤和凄凉。

    唐人张乔在《促织》诗中，则这样唱道：“念尔无机自有情，迎寒辛苦弄梭声。椒房金屋何曾识，偏向贫家壁下鸣。”诗人在向蟋蟀发出为何不到锦门绣户去促织、反到柴门蓬牖鸣个不停的质问中，既表达了诗人对贫富悬殊的愤懑，又对劳动人民寄予深切同情。

    遍览历代诗家咏吟蟋蟀的诗词歌赋，大都离不开一个“悲”字。就连遁入佛门、四大皆空的明高僧善持，也情难自禁地咏道：“西风吹蟋蟀，切切动哀音。”

    在西方一些国家，无论是记述昆虫的典籍还是描写蟋蟀的文学作品，都将蟋蟀称作“芬芳土地的灵魂”，“幸福生活的歌者”，“大自然歌手中的天才领唱”。同是一种小虫的呜叫，西方的学者文豪与东方的骚人墨客，何以出现如此大的落差，我猜想，抑或是因了我们这个国家历史上战乱频仍，兵连祸结，常会使得人们“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抑或是因了我们这个民族长期浸润在孔孟之道、阴阳五行等传统文化的河流里，便也多了些屈原、杜甫式的沉郁之波，而少了些雨果、普希金式的浪漫之涛……

    我真正领略到蟋蟀及诸多鸣虫清扬激越的合唱，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的一个孟秋。

    那时，我在济南军区歌舞团任创作员。为反映农村实行土地承包后的巨变，团里欲组织一台“放歌秋野”的演唱会。我同团里一作曲家和几位民乐演奏家，奉命赴宁阳采风。

    初秋的宁阳，绚丽缤纷的色调令人目不暇给，到处有金子般的黄，翡翠般的绿，玛瑙般的红，宛如油画家精心绘制的各种色块的大组合。

    这实在是一片充满大丰收希望的土地。

    一天晚饭后，县文化馆的陪同者神秘地告诉我们，他要安排一场“秋野演唱会”，来激发我们的创作灵感。

    这天晚上8时许，我们乘车来到宁阳泗店镇乡间的田野里。

    大半轮水淋淋的月亮挂在中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