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实归。

    在蟋蟀文化中，还有一道奇异的风景线：历年斗蟋，每岁产生的虫王，皆堂而皇之地登上由文人雅士编写的《功虫录》。录中，对每秋“殿试”中跃过龙门的“虫状元”、“虫将军”皆“诰封”赐名，并对虫的形貌、体长、身重、颜色及所斗场次及战场表现，皆一一形象化地备述。述后，还附有或五言或七律的颂诗。

    清《功虫录》载，宁阳有一小虫独占整头后，即被“诰封”为“骁勇大虫王青金翅”。对该虫，录中有无名氏颂诗四首，其三云：

    项阔头圆体像奇，

    青金翅背美容仪。

    诸雄胆破仓皇北，

    清口威名竹帛垂。

    这是独具中国特色的蟋蟀文化中的一畸形现象，这是旧中国有闲阶级和帮闲文人对小虫“嗜痂成癖”的折光。

    天地间，每一种生命都有其独具的自然法则。小小蟋蟀从羽化成虫到死，仅有三几个月的时光，故被称为“百日虫”。它们钻土为穴，以五谷杂粮为主食，间啜其它昆虫。蟋蟀是宽厚仁慈的大地之母怀中的小乖乖，上苍给了它们最大的自由。然而，当它们被人们玩于股掌之上后，尤其从唐代开始被“召进”皇宫后，它们在失去自由的同时，也虫分五等，身有九级。这小乖乖们被人为地拉开了“阶级的差距”，生活的差别。

    皇族鼎贵，为炫示富有和满足人性中的虚荣心，对小虫儿的吃住，进行了极为奢华的安排。金编银铸的小笼，玛瑙雕成的虫楼，碧玉镂镌的虫室，无不小巧玲珑，精美绝伦。这足令身栖草棚茅舍的农夫发出“人不如虫，虫比人贵”的喟叹。

    至宋代，玩家们渐次发现，小虫儿有喜阴避光的习性，这才将它们从金玉之舍中解脱出来，让其改为盆居。在英语中，陶瓷是中国的同义语。而小虫盆居，更能让皇室巨富去显示花样繁多的奢靡。从宋平章盆(“平章”乃南宋奸相贾似道官号)、元至德盆，到明宣德盆、清慈禧的御用虫盆，其盆体、盆盖上，莫不描金绘彩，有的甚至镶有珍珠和宝石。盆体、盆盖上的塑雕及图案，或仿青铜，或摹汉魏，或肖脸谱，或雕云鹤，或镂狮球，或刻龙描凤……在不大的虫盆上，魏紫姚黄，争奇斗艳，竟把中国古老的陶瓷文化推向了极致。

    皇室里的虫盆中，蟋蟀的小食板多为玉制，饮水用的水盂，居住婚配用的铃房，提蟀交斗时用的过笼，皆由官窑烧制，其图案之精美，颜色之绚丽，足也令人眼花缭乱。

    雄蟀只有在人的撩拨下才会交斗。农家小儿折根黄草当芡草，既能顺应虫性也能玩个尽兴；而皇家和贵权用的芡草，则常是鼠须或貂鬣所精制，而芡筒则是象牙镂空而成…—．

    如果将这些宫廷及王公们使用的集“诗、书、画、镂、塑、雕、铸、锻、烧”于一体的虫盆、虫具汇聚一起，足可组成一道充分展示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长廊。

    难怪当今最负盛名的大鉴赏家、大收藏家、学者王世襄老先生，在饱览民国时富家养虫的精舍美器后，在《秋虫篇》一文中，不乏风趣地写道：“……我有时也想变成蛐蛐，在罐子里走一遭，爬上水槽呷一口清泉，来到竹林啜一口豆泥，跳上过笼，长啸几声，悠哉!悠哉!”

    我常想，自宋至清，皇族显贵为蟋事，曾消耗了国人多少聪明才智，曾挥霍了国象多少金银资财!倘若明清时当权者把玩蟋的浓兴移出半分去倡导科学与民生，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的心，也不至于在清末被列强那一条条、一款款辱国条约的利刃，戳成碎片……

    《论语》中说：“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又云：“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儒家文化那庞大而影响深远的思想体系，早巳无孔不入地渗透在国人的观念、行为、习俗、信仰、思维方式、感情状态之中，当然也不会不氤氲于“蟋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