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4月15日清晨，胡耀邦因心脏病突然去世，中国人民又一次陷入悲痛之中。

    4月22日，当缀着黑纱的灵车，从人民大会堂缓缓开出，人群潮水般地涌动起来，宽阔的长安街再次记录下一个悲痛的史实：

    耀邦走了，他带着娄山关的弹片，带着“文革”的鞭痕，带着60年革命生涯的硝烟风尘，带着未宪成的宏愿——走了。

    四十八载夫妻，从延安到北京，所生三子一女，四个孩子却三个姓。

    在京华一些社交场合，尤其是与时装有关的会议或表演活动中，常常可以见到胡耀邦的夫人李昭。

    她是一位服装专家。1983年当她从北京纺织局的领导岗位离休之后，并没有把自己关在家里，从此享受天伦之乐。她依然四处奔走，为把北京人打扮得更漂亮而操心。

    她做了北京服装协会的会长。这个协会因连续举办了几届群众性的服装展销和评比，知名度正日高。它还乐于在中外服装界之间当

    “红娘”。由于协会牵线搭桥，王府井大街上的雷蒙服装店和日本著名服装设计师小彼顺子已携手合营。

    李昭比京城里众多的高干夫人更早地穿起了裙服，她很有几套颜色雅致、款式新颖的时装。不过，她不赞成中国的服装过分欧化，对北京少女一度流行的黑色紧身裤，她更是明确地表示“实在不好看”，哪怕被人戏称为“保守的老太太”，她也不肯苟同。

    她最喜欢的时装设计师或许是李艳萍，因为她常常向别人介绍李艳萍设计的由旗袍演绎出的各式美妙时装。她多次表示：“我的思路是用我们自己的原料，开拓既有中国特色又符合国际潮流的服饰产品。”

    北京门头沟区以及昌平、密云、怀柔等县的农民比城里人还熟悉李昭。从1985年开始，她经常下乡，帮助这些地方发展养羊、养兔、养蚕。农民们为卖羊绒、兔毛、蚕茧赚回大把钞票开心，李昭则有更深一层的考虑：如此发展下去，北京的纺织业才会有源源不绝的天然纤维原料。

    无论胡耀邦在台上还是赋闲家中，李昭待人始终平易谦和，丝毫没有“官太太”的气指颐使，她颇有人望。

    李昭与胡耀邦有共同的消道：看书，看累了涂几笔字休息。不过正象他们四十八年的夫妻生活早已习惯各于各的一样，即使看书，也是各人按各人的计划，绝不干扰。

    两人的健身也各有各的章法：李昭学过一点太极拳，每天或早或晚打上十五分钟拳；而胡耀邦笃信走路是最佳锻炼方案，他每天坚持走一万步，有时身体不大舒服，也要走七千步。多年来他一直坚持这样做，腰间系着一只计步表，准确地记录着他步行的步数。他当总书记到西藏视察时，在海拔三千多米的高原上，随行人员都气喘吁吁，头脑发胀，他仍然每天坚持步行一万步。尽管京城“气功热”不断加温，他却丝毫不为之所动，每天照旧走他的步。

    李昭与胡耀邦在延安时结婚，他们有三子一女，四个孩子却姓着三个姓，两个儿子姓胡，女儿姓李，还有一个儿子姓刘。讲起这位姓刘的老二，颇有一番故事：1945年当他呱呱坠地时，因时局发生变化，部队即将开赴新的战场，胡耀邦夫妇把他送给一位陕北老乡，五大三粗的刘世昌当时是延安南区一位模范合作社长。胡耀邦说：“从现在起，他就是老区人民的孩子了，一定要姓刘，名字也要请你取。”老刘想来想去，最后说：“那就叫他刘胡吧！”胡耀邦说：“也好，不过‘胡’字要加三点水。”刘湖在黄土地上一直长到十三岁，刘老汉把他送回北京家中，胡耀邦夫妇叮嘱儿子：“你永远是刘老汉的儿子，是老区人民的儿子。”刘湖上学时一放假就跑回延安看望养父母。l976年7月1日他结婚，第二天就带媳妇回延安老家来了，一住就是一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