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了一个工作组，由干部组的成员成鞘伯带队，前往调查研究。

    工作组兵分数路，跑东城走西城，—一看望了夏衍、楚图南、曹瑛、陈忠经等同志，分别召开了七八次座谈会，请所有长期受压抑。遭冤苦的同志畅所欲言。这二百零五位同志都深受感动。他们表示：没想到给中组部的信发出不久，中组部就派人深入了解下情，“党员之家”的传统终于又回来了。

    工作组更是快马加鞭，他们前后忙了十余日，关于这些同志为何久久不能安排工作的《情况简报》就送到了胡耀邦面前。胡耀邦阅后批下这几行字：

    ①这个材料很值得一看；

    ②请工作组顺从大家的心愿，一抓到底，限定时间，作完该单位全部同志的工作分配和妥善处理；

    ③立即考虑其他单位也推行“领导上第一线、一抓到底、干净利落全部解决问题”的办法。

    依照这个批示，中组部立即从中央有关部委借调来一批干部，把临时的干部分配组充实后改称为千部分配办公室，吕枫为主任，下设若干组，不但迅速解决了夏衍、楚图南、曹瑛、陈忠经等二百零五位同志的工作安排，还统一领导了对中央各部委“靠边站”的六千多位干部的工作分配。

    平反结论是胡耀邦同志指示，赵苍璧部长布置，凌云副部长负责写出来的。

    消息疾如风，迅速传遍中央各机关。各学校的每一个角落。中央民族学院（即今天的中央民族大学）讲师郑神兵听说中央组织部果真又成了“党员之家”、““干部之家”，立即用街道公用电话给中组部打电话，明言要找胡耀邦。接话的人回答：“耀邦同志现在已外出办事，由上访干部接谈组负责人陈野苹同志接谈行不行？”仲兵说了声“行”，就与陈野苹在电话中谈了起来。

    郑仲兵说：““文革’之初．谢富治主管的公安部大肆推行《公安六条》，滥杀无辜，我私下表示过不满，并说过谢富治、江青、中央文革与林彪也有摩擦等，就被打成“诋毁分裂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现行反革命”，两次被关进监狱，后来在干校土牢中又被关了四年，遭到长时间的折磨，差点送了命。现在粉碎了“四人帮”，虽获得了人身自由，但这段冤情一直无人予以昭雪，能不能请耀邦同志在百忙中过问一下。”

    “好的！”陈野苹说：“我一定向耀邦同志汇报，请你放心。”

    不久，中央民族学院校园里的几只大喇叭同声呼唤郑仲兵，要他听到广播立即赶到院党委办公室有要事传达。郑仲兵听到广播怦然心动，不知为何声势如此之大。他满头大汗地跑到院党委办公室才得知，原来是胡耀邦要他火速去谈话。等他倒了两次车赶到中组部，又不巧：胡耀邦正临时主持一个紧急会议。他指派中组部宣教局长代他接待郑仲兵。

    “我受耀邦同志的委托，向你传达这几句话。”这位局长说。“耀邦同志说：一、这些年来你蒙受了不白之冤，向你表示慰问；二、你的问题很快就会圆满解决；三、请你写一份有关谢富治问题的材料。耀邦同志等着要……

    后来，郑仲兵写的这份材料，也被列为中央发布全党的“谢富治指使刑讯逼供制造冤假错案”的依据之一。

    而且在郑仲兵与中组部的同志接谈后不久，公安部就给郑仲兵作出了平反结论，结论写道：“两次对郑仲兵同志拘留审查，。是由林彪、“四人帮”及谢富治的迫害所致，纯属冤案，应予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公安部几位局长会见郑仲兵时指出：平反结论是胡耀邦同志指示，赵苍壁部长布置，凌云副部长负责写出来的。

    1979年秋，正值胡耀邦兼任中宣部长时，郑仲兵被调到中宣部工作，他感到无比欣慰。

    “你可以直接去见胡耀邦同志，请他为你申冤。”两个老报人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