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争》事件

    在文学园地耕耘之余，瞿秋白应中共中央理论刊物及其他刊物的邀稿，不时为这些刊物写些政治和时事评论的文章；偶而，也受中央个别负责人的委托，为中央起草文件。不过，这“偶而”的机会，实在太少，目前所知仅有一次。事情是：1931年上半年，周恩来在中共中央秘书处的文件处阅处文件时，提出了如何区别不同情况，保存和整理文件的意见。他关照说：要阿秋①提出几条整理文件的规定出来。瞿秋白欣然从命，代中央起草了《文件处置办法》，对于中央机关应当收集、保管的文件的范围、内容，整理分类编目的原则、方法，都有明确的规定。他要求对所有文件“切记注明年月日，愈详愈好。”中央及地方及各团体的机关报，需全份保管者，应妥善置于“只有至多两人知道的地方，同时当然要是不甚费钱的地方”，并“把历年来的机关报上之论文，编一本分类目录（并在每篇注明写作的日期）”。在文件的末尾，瞿秋白特地写了一条“总注：如可能，当然最理想的是每种二份，一份存阅（备调阅，即归还），一份入库，备交将来（我们天下）之党史委员会”。②这是一个目光远大，对革命前途充满了胜利信心的设想；迄今为止，这是我们所看到的中共中央最早的关于档案文件管理的规定——

    ①周恩来亲昵地称瞿秋白为“阿秋”。

    ②据手稿影印件。

    瞿秋白这时所写的政论时评文章，除《布尔塞维克》外，多数发表在《红旗周报》（中共中央理论刊物）、《斗争》（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和《中国与世界》（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公开出版的政论性周刊，原名《公道》）等刊物上。他在《中国与世界》上所发表的文章，有《恭请列国联军》、《流氓政策和立宪政策》、《三民主义的清算》、《有国大家卖》、《当前的重要问题》、《太平洋战争中的上海问题》等。据编者称赞说：瞿秋白是“文章能手”，其“文稿明净，极少改抹。著论以讥评时政为多，持论尽管尖锐，而说理透辟入里，逻辑性强。行文也不是剑拔弩张，而是从容不迫，圆润流畅。文中词汇丰富，尤喜熔铸新词”，“文章妙语如珠，机智，新颖，别具风格。”①瞿秋白在《红旗周报》、《斗争》上发表的文章，②短小精粹，更加鲜明锐利——

    ①季楚书：《纪念“左联”，缅怀战友》，《左联回忆录》上，第201—202页。

    ②瞿秋白在《红旗周报》上发文约13篇，署名范亢；在《斗争》上发文约20篇，署名狄康。这些文章长的一两千字，短的仅几百字。

    瞿秋白用笔名狄康在《斗争》上所写的文章，绝大多数发表于1933年6、7、8三个月，即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前夕。他针对国民党政府的内外政策，揭露了敌人在战略策略上的变化和企图，及时地向党提出了重要意见。如果说有什么缺点和不足，主要是他还不可能直接地反对当时中共中央推行的“左”倾路线，甚至在自己的文章中也还免不了有些“左”的成份。

    但是，这些文章给瞿秋白带来了严重的后果。

    1933年9月22日，临时中央政治局作出《中央关于狄康（瞿秋白）同志的错误的决定》①，在全党范围内发动了对瞿秋白的公开批判。这个决定危言耸听，无限上纲，指责瞿秋白文章的许多观点是“偷运和继续他过去的腐朽的机会主义”，“来解除党动员群众的武装”，“在客观上，他是成了阶级敌人在党内的应声虫。”因而，瞿秋白的错误是“非常严重的有系统的机会主义错误”。临时中央政治局号召全党“应在组织中开展最无情的斗争，来教育同志，并检查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的动摇，坚决的打击一切对于机会主义的调和倾向，以保证彻底执行关于反对五次‘围剿’的决议。”10月底，中共中央理论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