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逢茅盾话《子夜》

    四中全会的突然袭击，王明集团打倒了他们预谋要打倒的人。但是，对于反对他们的人，或者为他们所不喜欢的人，王明一伙并不就此罢休，还在千方百计地进行迫害。除去在政治上、组织上进行压制以外，又在生活上采取经济制裁的手段，对很多人不发或少发生活补助费，使他们的生活陷于极端困难的境地，以迫使他们就范。不少人卖光仅有的一点值钱的东西，晚上只好睡在水泥地上，白天到难民救济处喝一点施舍的稀饭。在无法生活的情况下，有的同志把妻儿送回老家，有的沿街叫卖瓜子，有的走投无路，竟想到山中落草，劫富济贫，当政治土匪①——

    ①张金保：《关于六届四中全会的斗争及其他》。《工运史研究资料》（九），1980年8月20日。

    王明一伙对待瞿秋白，稍微客气一点。瞿秋白是党的高级干部，又长期患病未痊。王明一伙为了保全自己的面子，笼络群众，不得不发给他一点生活费；但也只是象征性的，仅有十六、七元钱。1930—1932年间，上海工人每月最高工资为五十至九十元，中等工资二、三十元，最低工资八元至十五元。这一点生活费，仅能维持瞿秋白夫妇的最低生活需要，连温饱都谈不上，更不要说医病了。这一切，瞿秋白都能克制和忍受；少年时代的清贫生活的磨炼，使他能够适应急剧下降了的物质生活水平。

    带着病，他每天工作十六小时以上。早晨，起床后先看报，几份大报看得很仔细，重要的资料要剪下或摘录。上午剩下的时间写文章。午睡后起来翻译或写作。晚上看书或写作，一直到深夜。

    他气定神闲，情绪内敛，从不在同志、朋友和妻子面前诉说王明集团对他的打击。当时见过他的人，对他的安详，平静，潇洒和幽默，都感到意外。夏衍后来说：

    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之后，他忍受到了“左”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分子的打击，可是，在我和他断断续续的近两年的工作接触中，丝毫也没有感觉到他受了打击之后的委屈的心情。日常谈话的时候他是那样的乐观，那样的‘潇洒’，那样的幽默，可是一接触到工作，他又是那样的生气勃勃，对敌人和旧社会的一切不合理现象具有那样强烈的敌忾和仇恨。少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最经不起打击——特别是来自内部的打击，而在秋白同志身上，是一点也找不到牢骚、委屈之类的个人主义情绪的痕迹的。①——

    ①夏衍：《追念瞿秋白同志》。《忆秋白》第313—314页。

    瞿秋白下台，株连所及，杨之华也跟着倒霉，她被撤销了中央妇委负责人的职务。她心里感到委屈，要求给她工作做。瞿秋白耐心地说服她，热情地鼓励她。他说，要在受到挫折的时候，经得住考验。革命工作多得很，在失去工作的时候，要学会独立工作。他教杨之华读书，学习俄文，写短篇小说，翻译苏联文学作品。当杨之华把她写的《豆腐阿姐》这篇小说拿给他看的时候，他由衷的高兴，马上执笔帮她修改；她学习翻译苏联文学作品，每译出一段，他就帮她改一段。杨之华长期从事工人运动、妇女运动等群众工作，现在突然要闭门读书写作，感到很不习惯。瞿秋白便对她说：要学会适应各种环境，善于利用一切条件和时间，去学习和工作，这也是一种锻炼。在他的帮助下，杨之华逐渐适应了，心情也舒畅了。

    生活中，免不了要碰到不愉快的事。有一次，杨之华在洗衣服的时候，不知怎么触犯了房东太太，她便指桑骂槐，唠叨个没完。杨之华回到房里生气地对瞿秋白说：“连洗衣服的自由也没有！”瞿秋白却微笑着幽默地对她说：“就是因为不自由，才闹革命么！”一下子把她的火气消了。还有一次，杨之华看到他身体虚弱，很久没有吃到一点好菜，就托邻居买到一只肥鸡，燉得又香又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