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都反对在城市实行红色恐怖，下令停止了这一行动。但是，党内“左”倾情绪的不断发展，终于失去了控制——

    ①中央在武汉时，瞿秋白、罗亦农、李维汉共同在罗亦农家中开会，布置了湖北的秋收起义。

    这时，叶贺军队失败，许多起义人员辗转来到上海。贺龙到后，中央在上海租了一幢两层楼的公馆，让他一个人住在楼上，下面安排一对夫妇带着小孩作二房东。李维汉代表中央与贺龙谈话，贺龙表示湘西大有希望。瞿秋白听了汇报后说：是否要他去干一干呢？中央最后决定让他回到湘西，结果，他回去就干起来了。在南昌起义军失败后辗转回到上海的，还有周恩来、李立三、叶挺、谭平山、张国焘、郭亮、夏曦以及党外的朱剑凡等，中央都给以妥善安排。周恩来回到了临时中央政治局工作。

    1927年11月1日，中央常委开会，瞿秋白、苏兆征、李维汉参加，主要讨论了中央紧急会议的准备工作问题。对于当前形势，瞿秋白说，中国革命潮流仍是高涨的。李维汉说，目前中国革命，客观条件可以综合各地的暴动发展成一个总的暴动。但党的力量不适应客观条件的需要。他提出这次紧急会议对于组织问题要下一决心，坚决地改造党，撤换一般知识分子的领导，提拔工农分子等。瞿秋白也说，党的组织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一定要坚决地提拔工人分子。这些意见显然是错误的，其中都有共产国际代表的影响。11月9日至10日，在瞿秋白主持下，在上海召开了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时值两湖农民暴动受挫，叶贺军队失败之后。因此，会议主要任务是要指出中国革命前途和任务、策略，加强党的组织，整顿政治纪律。会议强调批评右倾机会主义和党内的悲观情绪，提出没收一切地主的土地，实行耕者有其田，主张发动农民，组织工农革命军，开展游击战争，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这些无疑是正确的。但是这次会议发展了八七会议以来的“左”倾情绪，提出了错误的理论和策略，形成了“左”倾盲动错误，并在党中央领导机关取得了统治地位。与此同时，瞿秋白还在党的刊物上发表了《中国革命是什么样的革命？》、《武装暴动的问题》、《中国革命中的无产阶级的新策略》等文章，宣传了这些错误的理论和策略。归结起来说，这些错误主要是：中国革命是“民权主义到社会主义的无间断的革命”①，中国革命“不能不同时推翻资产阶级”，“不能不超越资产阶级的民权主义的范围”②，中国革命的形势是不断高涨，由此得出在全国实行总暴动的策略，以及在组织上采取惩办主义政策，等等——

    ①②瞿秋白：《中国革命是什么样的革命？》，《布尔塞维克》第5期。

    在“左”倾错误方针的指导下，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共中央的主要工作都是围绕实现全国总暴动这个总的策略来进行的。十一月扩大会议后，中央领导人于当月制订《中央工作计划》，积极推行盲动政策。中央先后布置了广州、上海、武汉、天津、长沙等大城市举行“总罢工”“总暴动”的计划，布置两湖、江苏、浙江等省的“工农总暴动”，并在某些地区提出过左的政策和口号（如11月15日，中央致两湖省委信，提出“杀尽改组委员会委员，工贼，侦探，以及反动的工头”，“杀尽土豪劣绅，大地主，烧地主的房子”。而湖南某些指导者，主张烧光县城；江苏省委则要求家家户户都要参加暴动，否则以反对革命纪律制裁）。先后发动了宜兴、无锡的农民起义，以及上海起义、武汉起义、顺直大暴动（实际上仅仅是玉田等县的暴动）。由于缺乏群众基础，组织不善，匆忙发动，特别是由于敌我力量悬殊，这些暴动都失败了。广州起义虽然取得了胜利，占领了广州，建立了广州苏维埃政府，但是由于以城市为中心，共产国际代表纽曼力主起义后坚守广州，反对把起义队伍撤退到农村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