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和指挥。

    为了切实地吸取第二次起义的经验和教训，使第三次起义的计划和政策更加正确，瞿秋白于24日写了《上海“二·二二”暴动后之政策及工作计划意见书》。他鲜明地指出党在领导第二次起义工作中的错误：“我党将工人群众放在街上（总同盟罢工），整整三天不去理他们，不领导他们前进。至于暴动的进攻，甚至不但不攻，并亦不守——工人群众之夺枪杀工贼拒捕，在二十二日下午六时之前尚大半系自动的（上总于发出罢工纪律‘不准打厂，不准——不准——不准——不准’之后，等到李宝章开始屠杀，尚未有决然令工人防守的通告）”。对于党领导起义的策略，意见书说：“这种策略是：工人罢了工，等候大资产阶级之援助，撇开小资产阶级，而不加以领导鼓动，只想得了钮铁（惕）生接洽李宝章部下兵变（军官改变态度），大商肯发命令罢市等种种所谓‘暴动之胜利的保障’后，然后再准备暴动。这种策略，简直客观上是卖阶级的策略。”瞿秋白列举了工人自发地惩罚工贼，进攻警署、兵工厂，赞扬了工人阶级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而我们的领导者却远远落后于工人的行动。他说：“22日晚9时半，集中于北站的某处工人代表，向我（秋白）说：‘大家不动，你们教我们五十工人骚动，岂非叫我们白白去牺牲’”。工人们的批评和抗议，说明了党的领导不力，“教训了我们的党”。

    瞿秋白在意见书中对于第三次起义，提出了重要的指导意见，强调党“亟宜集中政治领导”，掌握领导权。“上海市民应以工人阶级为领袖，武装暴动响应北伐军，自动召集上海市民代表紧急会议，这就是集合一切革命的行动的分子的总机关，在暴动前暴动后，指挥上海革命运动”，“所以，‘一切政权归市民代表大会’是一个总口号”。新政策的策略是：对于大资产阶级，“逼迫他们服从‘民意’，牵制他们妥协政策，尽量利用他们内部之冲突，及其军事上的联络”；对于小资产阶级，“尽可能引导一般市民群众，使他们做我们反对大资产阶级领导革命中的友军”；对于反动派及买办阶级，“竭全力暴露其罪恶，不断的极急烈的攻击其卖国卖民勾当并攻击帝国主义军阀之一切压迫——这亦是与民权资产阶级在此次上海革命中争领袖权之另一方面，而且是很重要的方面。”党对于工人阶级，应当‘竭全力（一直到公开的向他们承认党此次之错误），鼓励其武装斗争的意志，指明其夺取其参政权之目的”，“工人应当领导小资产阶级力求民权独裁之实现而实行群众暴动而不是自己单独的干”。瞿秋白进一步指出：“新政策之策略必定要根本认定总同盟罢工之后（假定二月二十八日早的一小时罢工起，假定不妨愈早愈好）之后四五小时内就能过渡于群众的武装暴动。”因此，“在政治上，我们要从现在（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四日下午十时）起使工人及市民群众中逐渐紧促的造成一种心理——革命情绪”；“在军事上，尤其要造成一种武装斗争夺取武器的革命意志”。在意见书中，瞿秋白还就组织起义的具体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在党的工作上，他强调对各部委书记、支部活动分子及新同志等分别进行训练，分配他们工作任务。他要求党“指出客观上卖阶级卖革命之‘错误’的危险，而激励对于在新政策之下誓死前进之决心与意志。”要“宣布戒严的军事状态，统一的政治指导，不动摇的政治指导，万分的紧张工作，施行政治的纪律”。这个意见书被提交中央特委会讨论。2月24日晚9时，中央特别委员会举行会议，讨论军事、工运和党务工作等问题。陈独秀、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瞿秋白、彭述之、尹宽、汪寿华出席了会议。周恩来、汪寿华、罗亦农分别作了军事、工运、党务方面的报告。瞿秋白在发言中说：在军事方面，应当解决“怎样摇动敌军，怎样联络军队与保卫团二个问题”，“纠察队之组